■ 李慎之
   □ 梁燕城

    □：西方对上帝的讨论，现在多了，表明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正在有越来越多的兴趣，而科学的发展也使人们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反而是中国学界在这方面仍未开始。

??■：正是这样，西方出了一个“科学的终结”，中国也有人响应，认为科学已经完蛋了，不但科学，自由，^***，都成了 grand narrative，一些年轻人也翻译不通，翻成宏大述事，如果我来翻，假大空三个字就足够了。另外，涉及到科学方面的问题，中国文化是很有问题的。李约瑟写中国科学史，认为中国什么都比外国人发明的早，但我读过冯友兰的书，讲过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这个我是信服的。吴大猷说过，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我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研究李约瑟的书，并进行批评，这可能要冒天下之大不违。外国人如此爱中国，我却去批评，岂不是汉奸？但我见到现在许多中国人，号称中国学问天下第一，西方的数学和物理已经走到绝路，要以中国的易学思维和数学思维来挽救，可以通过神秘主义来挽救世界。而我认为，在中国人做学问里，求真的精神很差，而只讲究求善。中国是世界上最缺少科学和^***的，迷信特别多，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口头用词最多的，也是科学和^***。事实上中国文化恰恰最缺乏的又是科学和^***。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的缺陷，在启蒙方面非常困难。

??□：或许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缺陷，可以作思维上与西方的区分，一是抽象的普遍的思维，一是具体的普遍思维。中国为什么不能走到理性化的过程？韦伯指出中国缺乏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而这正是西方发展科学和^***的思想根源，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联起来的思维方法，从超越的、抽象的角度来作理性思维。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很少这种抽象思维的培训，教学课程中没有形式逻辑的，但逻辑这个词却又用的最多。

??■：中国以前批过形式逻辑，但后来又不批了，这也许有^***的功劳。

??□：形式逻辑和数学思维(公理化的思维)，在中国传统里是缺少这个系统的，而这个系统正是抽象普遍的思维方法，是它最强的地方。西方最弱的方面是具体人生，太过理性的就无法响应人生体验，中国文化则从具体普遍性下手，从人生体验里面找普遍性。这个普遍性是不能根据逻辑来论证的，只说你跟我去实践或去练什么功法，什么都明白了，这又回到刚才讲的人的自我无限化了。当然，具体普遍性有它的好处，就是从最具体人生来反省，这个可以值得西方学习的。然而中国思想又太过具体了，它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不断平衡，不断地看变化中的平衡点在哪里，而不能拿出一个抽象的普遍的理性体系来，结果不能产生逻辑和数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