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片缘于矛盾的公平性”
◎东方早报:除了你刚刚说的跨地域、阶段性的“门”,“中国门”应该有更多中国意味在里边吧?
●王杨:没错,借用“门”的概念,我试图发现一种恒定而超越时代的中国式奋斗。会宁的孩子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然后拿着手电筒去上学,我觉得他们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的显得很勇敢。
从这一点看,我想不仅仅是这一代的孩子,也会让我联想到整个中国社会,甚至会联想到中国近代史,某种类似的形象上的感动,你看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青年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进而改变了历史。辛亥革命也好,五四运动也好,而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奋斗其实就是国家的奋斗,推开门和天亮实际上是一个道理。青年人一步步往前走,从乡村走到大城市,但是即便到了大城市,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但你不能说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
门的一方面是它很沉重,我们推开它需要很大的毅力,当这么重的东西能被推开的时候,那种回报和喜悦,希望也就出现了,这种光亮的出现也让人感动。对于人的个体来说,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一个关口,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跟家庭背景、资源、社会等级,我觉得可能也不能叫做等级,就是二元对立,它的背后也关乎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也关乎城乡对立的问题。抛开一切因素,其实在跨过“门”的那一刹那,这个形象就已经在我的内心有了相当大的触动。
◎东方早报:能否结合下自己的经历谈下中国式奋斗?你观察到的核心化感受是什么?
●王杨:我本身是城市普通家庭出身,你说压力大吧也还可以,大家在考我也在考,那样的高三,仅仅是苦中作乐吗?也许还是要反思,不光是我,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反思。我并不是一个典型奋斗的例子,因为我的家庭教育还是比较宽松的,我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更多的感受可能来自我的同学和朋友,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往后退一步或者退半步来看其他人。
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很不容易,却发现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并不着急找工作,每天该玩儿玩儿。我就奇怪,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着急呢?最后我发现,家里已经帮他找了很好的工作,这个事儿让我当时有了一种很深的反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市场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应该没有不公平的概念。
大部分人会觉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件事出现以后,我就深深感到这种不公平。拍完回到会宁,会宁的孩子反差更大!比如说,会宁的孩子会比大城市的孩子显得更苍老一些,也可能是那边风沙大,相同的年纪压力更大,那个地方的农村是一个极端环境下的农村,他们需要去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好,有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在教育面前,地域不同,反差就如此之大,这个鸿沟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你即使解决了他经济上的问题,他还是会往大城市里来。我记得有一个孩子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能和城市里的孩子比,但是我们有信心和他们比我们的未来!”你会发现远处的大城市,对他们来说是既爱又恨的地方:为什么我会生在农村,而别人会生在城市!
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很期待去这样的地方,因为那个遥远的地方是汇集了这个国家所有精华的地方,这种励志的东西其实是对心理造成一定的摧残的,因为当他经历了一圈的时候,当他不能接受在大城市扎不了根的这个现实的时候,压力会变得比刚开始更大。
我觉得我做这部纪录片的冲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公平性。如果现在都是学校自主招生,或是完全放开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利益会往更多有资源的人的手里聚拢,对我来说,这就是焦点。而说到公平性,恰恰最为矛盾的一点是,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还是用分数来看输赢,所以万人争抢过独木桥,这是有道理的。但往往很多人不清楚高考只是其中一道门,这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事情。
“对孩子过分期望的背后是不安全感”
◎东方早报:在会宁有段场景很令我震惊,一位老师对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好学生说,“你们是考清华北大的学生,但是你们的理综现在相当危险,你们要明白,得理综者得天下。”他的话令人毛骨悚然。同学们更是如临大敌的表情。
也许大城市里的老师也会说同样的话,但是没有他那么严肃,用战争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对于这样一种氛围,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这样紧张的气氛,你的拍摄不会干扰到他们吗?
●王杨:没错,我和你的感受一样,那就是一个如同战场的氛围,很紧张。其实我还有很多镜头没有放进去,比如他们上厕所、打开水,这样跟学习无关的事情,都是一溜小跑,节奏非常快,比北京上海快多了,这个氛围是很压抑。至于我们的拍摄,我们先找了当地的教育部门,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有一定的合作。我们说明来意,他们很快就同意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进去会打扰他们,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克制的方式,在视角上,基本上是一个观察式的,带有主观的,镜头就像我的眼睛,我带着大家去看,包括很多时候是有一定距离的,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很多镜头是用长焦镜头调的,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做到不要打扰到他们,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多打扰到他们,我们都觉得是一种罪过。没有任何干预,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只是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东方早报:你最后一段拍了上海的幼儿早教,一些三四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就已经开始接受脑开发教育了,这段放在后面,显得很梦幻,像一个轮回,又似一个魔咒。
●王杨:(笑)早教这段放在最后,我也觉得很梦幻,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了教育的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最主要的,我发现了最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都很焦虑,无论他在什么位置,那些带着孩子来参加早教的父母其实并不缺钱,但是他们还是从(孩子)0到4岁时就已经来咨询了,其实这里边就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对孩子的过分期望,这个病态的背后就是谁也逃不掉的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