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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五)
以鲁迅当年的声誉，各路人马谁不敬畏他，又想用他一用呢，可是只要涉及作品的质地，他就不肯苟且。我记得施蛰存回忆鲁迅请他刊印一位苏俄文艺家的铜版画肖像，单是校样，鲁迅挑剔又挑剔，以至反复四次，最后勉强同意，弄得年轻的施蛰存有点嫌烦。鲁迅自费印制的版画集，那是精美雅致，至今也没有哪个版本可以相比。而他为介绍与销售书写的广告文字，全是再平实不过的话，半点不肯吹牛。
七八十年过去了。西洋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在中国有了为数可观的专业学院和机构，培养好几代人才，出现无数长篇小说，无数油画，还有大量音乐、舞蹈、戏剧和^***创作。我们有无数理由说，西洋艺术的移植，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想象，不但在中国生根开花，而且大有成就。我无能质疑这份成绩单，评价这份成绩，是过于犯忌的事情。但我悬想鲁迅的标准，悬想他那些没有说出的话，悬想他对中国文艺异常冷静的不以为然，和他介于讥笑和宽厚之间的那种无所谓，我愿和鲁迅一样，保持沉默。
姿态放得很低，要求举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总是不满意，这是鲁迅的一贯。他评论文学，尤其是绘画的文字，其实很有限，但我异常珍惜他四两千斤，随手撩拨的说法，非常江南，非常懂行，又刻薄，又厚道，又犀利，又很体贴。我不知道此后还有谁能像鲁迅那样书写文艺评论。好比他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小说语言，鲁迅留下了迄今最漂亮的批评语言，通俗，平实，高贵，富有见解，十二分精确，而且处处留有余地。在我们一代，朱光潜、宗白华，是高不可及的美学权威，我试图通读他们的著作，不幸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譬如关于朱光潜说陶渊明"静穆"，鲁迅在《提未定草》的某一段做了千把字的回应，我却读了不知多少遍，至今记得，而因此学会怎样审慎地判断，怎样看取艺术的各个面向。他给柔石《二月》写的小序，他给木刻展览写的前言，他评述陶元庆的短文，他给小朋友的大量书信，充满散装的观点和智慧，是艺术家顶顶需要的良言。在过去百年的文艺家中，鲁迅是罕见的一个人，从来不相信系统，却通达历史，从来不相信术语，却开口就咬住问题。他以一种伟大的业余感把握艺术，又像精通法术，却可爱地诚实地装糊涂的人。至少，我本人，在鲁迅的言说中所能学到的，远远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艺家、文论家的教益。但凡有所问题，有所见，我不会希望听到朱光潜宗白华们怎样想，不会试图在如今的专业美学家史论家那里寻求解答。我总会想到鲁迅，并在他那些早已读过的散装的语言中，再次发现清晰的指点。
所以，最后，我想说，鲁迅死后，直到今天，中国的文艺界，文艺人，再也没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鲁迅那样清醒的旁观者、热情的介入者、精彩的议论者，并且居然是自己掏钱、四处吆喝的赞助者。就我所知，一个文人和一群画家的关系，和一段艺术史的关系，如鲁迅和木刻家那样的交谊，那样的美谈，此前的中国，没有过，此后的中国，也没有了。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法国，波德莱尔和马奈、左拉与塞尚及印象派画家，都有过珍贵的关系；十九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斯塔索夫，和文学家艺术家也有过珍贵的关系，托尔斯泰与列宾的关系，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纪上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关系，和萨特的关系，和阿拉贡的关系，杜尚和超现实主义同仁的关系，也都是美谈。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市场逐渐冲淡了这种关系，而冷战之后的苏联和中国，则因为无所不在的^***毒药，傲慢无情的权力网络，销毁了艺术家之间真挚美好的关系：集体屈服、出卖、苟且，成为文艺家的常态；到现在，则是集体性的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彼此嫉妒，彼此冷漠，彼此装，顶多，是彼此客客气气。
这时候，民国年间鲁迅和一群小家伙的关系，就成了新中国新艺术唯一的传奇。鲁迅太喜欢绘画了，他要是活转来，以他的热心肠，怎么跟大家来往呢？以他那点学历–我猜他连一份结业证书都没有–他来给艺术研究院看门的资格都没有，怎能结交我们这些共和国的文艺教授文艺学者，或者带着博士头衔的艺术家？我猜，在今日的中国，鲁迅只能走开去，和艺术没有关系。以上就是我要说的话，请文化部的小老爷们仔细审查，题目应该改一改不是"鲁迅和艺术"，而是"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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