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是土生土长、历史较久的辨伪法。回顾《宋史》绍圣年间朝廷命官辩证传国玺的记载，可知一批文人、官吏从玉材、碾琢、玺文、字样几个方面观察，根据所获感受并结合考据功夫，便作出了结论。这种直观结合考据的方法体现在吴大澂身上便更为精细，就是考据在辨伪中所占比重增加了许多。吴大澂《古玉图考》图文并茂，人们对其所列数十器的真赝各有主见，心照不宣。我们并非完全肯定其辨伪的理论与实践，而是尊重他的考据方法、考据成果及其给予人们的启迪。

假如说蔡京、李公麟等文人学士的辨伪结论正中造伪人下怀的话，那么明末文人高濂却触到了造伪者的痛处，他揭露了作伪者用近似古玉的玉材"如式琢成"伪器，他还指出伪造古玉者的致命弱点在于"钩碾不可拟古"。这是有的放矢的作法，也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至清嘉、咸时，陈性所著《玉纪》则是传统辨伪法的全面总结，但仍包含着不少的附会和谬误。此后，现代科学技术逐渐传入我国，旌阳吕美璟、武进刘心瑶各自都作了《玉纪补》，对陈性《玉纪》进行了补充和正误，唯有东官李凤公敢于对《玉纪》提出挑战，撰《玉纪正误》，以科学观点纠正其附会、破绽和伪妄之外。民国时期刘大同《古玉辨》对作伪术又作了比较全面的揭露，是传统古玉辨伪法的集大成之作，对我们研究清代和近代伪古玉制造术和辨伪法是大有裨益的，但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仍不能从旧说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