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传统的文房用具里，笔、墨、纸、砚是最基本的，而与“文房四宝”相配套的各种文具，如笔架、笔洗、墨床、砚滴、水盂、臂搁、镇纸、印盒、印章等，由于其造型各异、雕琢精细，使之成为书房里、书案上既可使用又可观赏的工艺美术品，并被人们称为“文房清玩”，简称“文玩”。　　随着文房文化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文房清玩在市场上也越来越热。除了笔墨纸砚这“四宝”外，以笔筒、镇纸、水盂为代表的伴生性文房用具也开始得到重视。由于生活方式与书写方式的改变，文房用具的使用价值逐渐被淡化，但其优美的材质、精湛的工艺和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蕴涵的文人雅趣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文房用具逐渐跻身品位收藏之列。其中，小巧雅致的水盂在具备深厚文化内涵的同时，颇能体现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故而追捧者甚多，甚至被一些藏家推为文房“第五宝”。虽然水盂在国内艺术品市场上仍属于小众藏品，但对其文化底蕴与投资价值的发掘尚存较大空间。　　小小水盂承载文人情怀　　水盂，又称水丞、砚滴，在古代则直呼为水注，是古代读书人用于砚池的贮水小罐。水盂置之文案可赏心悦目，伴之笔砚则彰显文化张力。　　艺术品鉴藏家刘心亮是水盂的资深藏家。他表示，水盂的历史十分悠久，至少有2000多年。“目前所见实物以战国时期的印纹陶器为最早，内蒙古赤峰夏家店文化时期也有黑陶质水盂。资料显示，水盂在西周已见使用，从文物考古类型学的角度普遍认为水盂至少在战国时期(有观点说秦汉)就出现了。”刘心亮介绍。　　追溯中国文房发展的历史可知，目前对文房用品最早的完整记载是北宋文人苏易简撰写的《文房四谱》一书，主要叙述笔、墨、纸、砚四宝。而宋人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中则讲道：“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之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可知水盂最初为盛放磨墨用水的盛水器。　　水盂在古代主要是实用，而现在更多的是供观赏陈设之用。它供置于书斋的案几之上，与砚田相伴，与文人相对。因此，它必须符合主人的爱好与审美情趣，包括其材质、工艺、造型、纹饰、画意等。另外，从养生之道来说，水盂可息心养性，更有爱盂者可以用来明志，“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水盂可助文思：“几案之珍，得以赏心而悦目。”另外，水盂多是小型器，但制作精微，较能考量手艺人的文化素养和技艺水平。水盂也因此被称“为文房雅玩之臻，文人雅趣之魂”，甚至有“丞兄”“丞友”的雅号。　　水盂种类丰富且数量大　　水盂的形制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但以随形、象形居多，另有一些方形、圆形的、或扁圆、或立圆、或椭圆等。从材质来说，它的用料丰富，有陶土、瓷品、铜质、玉质、水晶、玳瑁、绿松石、玛瑙等几百种。其颜色和图案更是五彩缤纷，宝蓝、钧红、翠绿、乌金、莲青、鹅黄，人物、山水、花鸟、虫草，应有尽有。　　“水盂贯穿整个中国陶瓷史、玉器史与铜器工艺美术史的始终，并由实用功能升华到文化载体，具有浓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尤其是古代文人使用过的文玩更是传承有序的珍品。从中国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水盂具备实用、审美与文化传承的价值意义。”刘心亮说。　　据了解，魏晋时期前的水盂形状多为圆口，有注水口而无出水口，玉、瓷、紫砂等材质较常见。而晋代以后，水盂形制多变、造型各异，材料以青瓷居多。到了南北朝时期，水盂的形制不仅出现了较大变化，工艺种类也相应增多，如当时流行的浮雕技法也应用于水盂。进入唐代，水盂造型趋于精致，黑白釉色及褐彩较多，形象也更生动。宋代以后，瓷器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釉色瓷器水盂较为常见。明、清两代水盂传世品较多，品种材料也非常丰富，多种材质与各种彩瓷如青花、霁蓝、五彩、斗彩、粉彩、豇豆红、炉钧釉及红黄蓝单色釉等百花齐放。除了瓷器水盂，木质、玉质等水盂藏品也体现了髹漆、雕刻等各色工艺。但因水盂为盛水所用，所以木器水盂相对较少。　　业内人士介绍，瓷器水盂在各个时期的变化，因釉色的不同使用情况，可作为各朝代瓷器彩釉发展的又一佐证，以及判断水盂年代的特征之一。刘心亮表示：“水盂器物虽小，却是品类高古。透过不同年代的水盂，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审美特征、工艺造型和纹饰风格。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历代文人雅士对文房用品的不断探索，期间所制作的文房水盂不仅形制多、材质广，且多有文化寓意，极富文人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