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跨行业职业训练。

　　这和现代科学迥然不同。

　　接受现代科学职业训练的人，不要说跨行业，就是在本行业，也很难是全能的。比如耳鼻喉科专家，很难成为胸外科专家；古汉语教授，也很难同时是外语教授。

　　受西方教育的人认为，一切行动听指挥只能用于军队。他们不可能理解，在课堂上，学生一定要听教师的指挥。他们认为学生不要听教师的口令，而只是“应该制定一定的规则范围，让孩子在规则内自由行动。”

　　中国古人和现代西方不同，他们培养人才，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宰相属于三公六卿，一个国家不可多得，但医生却可以也应该村村都有。

　　^***自己，就是角色转换的典型。^***自己说，他原来只想做一个小学教员，打仗是他后来学的。当人们说他是导师、统帅、舵手、领袖时，他只承认他是教员（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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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决定的。

　　《黄帝内经》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平衡、共处，是中国人的目标。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家、国、天下，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的思路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他们比类取象；他们从无序找有序，从偶然找必然；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他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中国人注重观察的归纳，他们不提倡假设、推理。

　　中国教育使用的教材，是两千年一贯制，都是读经；他们的教材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每隔两、三年就要出新版。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也有技术教育，墨家就是他们的代表，但是道儒墨在魏晋时代，就变成了儒释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察异”，不是“分科”；只是因为中国教育的核心是授渔，而不是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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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所有问题，都应该简单容易，不简单不容易，就重新选择。

　　这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

　　《易经》是六经之首。

　　何为《易经》？经者，径也，路径、方法也；易者，简单容易也。“易经”，顾名思义，就是简单容易之道。

　　中国人都知道，大道至简；最复杂的问题，有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最基本的，是最简单、最重要、最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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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如何做，才能简单容易？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奉天承运，或者像孔子说的，人与天和。

　　何为天？天就是天然，就是自然。

　　这话不是我讲的，是老子、孔子的同时代人庄子讲的。

　　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

　　“牛马四足，是谓天”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牛马四足，就叫天。天就是天然。”

　　《易经》的核心，就是人与天和，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人的主观要符合客观；客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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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早在舜的时代就总结出这条经验的。

　　舜的时代，有九年的大水。

　　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用人定胜天的方法，也就是说人为地去堵。

　　大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确定了中国五千年的人与天和的原则：因势利导。

　　因势利导，就是《易经》的“无极”。

　　老子说，“复归于无极。”

　　复归于无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清零”、“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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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归于无极，是中国人做所有事情的第一步。

　　中国人做所有事情的第二步，是“无为”和“不争”。

　　老子说，无为则无不为，不争则无不争？

　　这就是说，“无为”和“不争”是最简单，最容易的，没有比它更简单、更容易的了。

　　为什么？因为“无为”和“不争”，就是不要人为，而要天为。

　　何为“无为”和“不争”？

　　大禹做出了榜样，那就是“顺势利导”。

　　《孙子兵法》则用“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和“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举例说明：

　　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四两拨千斤”，“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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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的“无为”和“不争”，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要强调主观符合客观。

　　用老子自己的话说，就是“道法自然”。

　　而且老子还把它变成了可行性很强的原则：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回归自然，就是求同和谐，就是从常识、常情、常理出发。

　　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就说，“同谓之玄”。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是求同的文化，而不是分科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