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是初萌于十七世纪后期、兴盛于十八、十九世纪之间、衰落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一条中俄国际贸易大通道。是中国近代以来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一次重要历史契机,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交往和文明交融的一个划时代伟大实践。也是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开创私人资本大跨度国际运作和民间财富创造与积累机制发育、发展的一次深刻的变革转型。在中国近300年的中西部经济发展实践中,其影响深远且波及面宽广,莫过于这条“世纪动脉”的起落兴衰与历史变迁。

　　一、万里茶道的公共记忆

　　在市城区一带及周边县区老一辈商人的口碑流传中,至今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些词汇仍与万里茶道有关,诸如:东口(张家口)、西口(归化)、大圐圀(库伦)、汉口(武汉)、河口(江西铅山)、赊旗店(社旗)、崇安县(武夷山)、九江关、羊楼洞等。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地域概念,及其后来政、商、学界研究发掘的“晋商茶叶之路”等文化成果,连同名城、老街、晋商大院等庞大的历史文化遗存,都是晋帮茶商集群开拓万里茶路、打造百年票号、开创数百年商业辉煌所留下的文化标记和历史遗产。所谓晋帮茶商集群,是指中国明清时代以山西地域为背景、以商贸流通为中心,以太、汾两府治下数十县货帮、票帮为载体的地域性商业集群,史称“太汾帮”。

　　早在明初实行“开中制”以后,晋商“太汾帮”就以地理优势崛起于北部边塞的军粮折纳、盐务盐运及边市易货。除代纳民粮外,晋商以食盐的“引票”特许,最早开辟了长途贩运。他们不仅逐步与漠北蒙古民族建立了经常性贸易关系,而且商业足迹走向全国各地以至东南沿海,独享盐利长达120多年。当时由于海禁森严,特别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雍正五年(1727年)、乾隆元年(1736年)的三次申禁之后,朝廷仅特许广州和买卖城(恰克图)两处为对外贸易窗口。这便是“万里茶道”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晋商拓路北上,开创与俄罗斯200年国际贸易的政策导向。

　　随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凡两国人民持护照者,俱得过境往来,并许其互市。”这种北部边疆千载难逢的唯一开放契机和朝廷从雍正五年(1727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长达124年对边商贸易的免税,给早已在张家口一带励兵秣马的晋商巨贾移师边市买卖城(恰克图)提供了重要的营商环境;而以利益驱动所激发的商业进取精神,则培植了晋帮商业集群异于常人的营商大手笔,也成就了他们财雄天下的创富大事业。有研究史料佐证:“南至江汉之流域,以至粤桂;北则满洲内外蒙古,以至俄之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无不有晋商足迹。”事实上晋帮茶商以明末茶马互市为发端,到清代中叶已完全控制了西北地区、漠北蒙古草原及西伯利亚茶叶市场,成为200年中买卖城——恰克图中俄茶叶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晋商集群在这条被称之为“世纪动脉”的黄金商业通道上,会同陕帮、京帮、忻代帮及蒙商、俄商、欧美商,掀起一场东西方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大进步的商业风暴,为中国中西部早期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石。

　　万里茶道正式开通之后的第32年,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清^***《理藩部档》中有一份奏折写道:“查处恰克图、库伦贸易商民,多在张家口设有铺房,其资本较厚者占十余家,依附之散商八十余家。”此时的榆次常家已发展成晋帮茶商的中流砥柱。在后来的一些史料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恰克图贸易的最大商家是榆次常家。常家从明代就有人在张家口经商,于乾隆时从事对外贸易,子孙相承,历经乾隆至宣统的七个皇帝,沿袭150多年。他们的羌北庄(张家口叫做碎销铺或哈喇庄)由初期的大德玉茶庄又扩大到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四个分号,张家口习惯地称为“四大玉”;而且“四大玉”在库伦、伊尔库斯科、赤塔、比西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都有自己的分号。”这些档案和史料印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常家的商业触角不仅穿过了蒙古和西伯利亚大草原,而且市场占有也已覆盖至俄罗斯的中心腹地。在以中俄互市为背景的茶叶贸易中,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太汾帮商业集群,显然站在了产业链竞争的高端,通过产、加、运、销的多环节统筹,足以对茶路巨大的商流、物流、资本流和信息流予以调控。他们通过战略运筹的多点支撑,实现了产业的快速扩张和资本的良性积累。

　　榆次,是常氏儒商运筹帷幄的大本营。作为清代山西外贸第一世家的发祥之地和民间资本跨国运营的重要支点,其战略支撑作用无可替代。据明清以来多部《榆次县志》记载:“榆次古代亦名魏榆、涂水、中都,向为并南屏障、交通锁钥、兵家必争”。自春秋战国以来,为历代王朝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智伯围晋阳、汉高祖挥军北伐徙晋阳、隋末李世民大破刘武周等,历代战争无不以先据榆次为要。即使抗日战争期间,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也借榆次而联袂。榆次向为晋省物贸商埠和交通枢纽,明清时代处于榆省官道、京省官道、京陕官道的中枢位置。自洪武三年(1370年)明王朝在城北设“鸣谦驿”之后,榆次就成为驿道、兵道、商道三道交集、交融的网状枢纽地带。农桑产业、商业贸易及作坊手工业的发展也随之而逐步繁荣。据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榆次县志》记载:“县人操田者十之六七,服贾者十之三四,常以岁中为会,合百货而市易焉。”可见明末榆次商业的繁荣和发展已有相当规模。从乾隆至道光年间,榆次商帮的境外经商进入全盛时期,大批白银源源不断流回榆次。车辋常家、聂店王家、王村郝家、大张义宋家等一批大富商随之产生。他们以藏巧、藏锋、藏富的行事风格修筑宅院、兼并土地、积累资本、扩张产业、开辟市场,成为晋商万里茶道、“百年票号”和数百年商业文明的开拓者、实践者、奉献者。榆次常家发端于榆次大布的长途运销,扎庄于张家口的财货经营,探路于“大圐圀”、“买卖城”的边商易货,到九世常万达子承父业,开创和拓展了中俄茶叶贸易。常家的商业足迹南出晋中而翻太行、过黄河、经洛阳、下赊店,并以一店(赊店)、两口(汉口、河口)三大基地(福建与两湖)为依托,牢牢掌控了万里茶道产业链的基础——茶叶生产终端;并与榆次郝家、太谷曹家、祁县乔、渠、何家等茶商集群,共同实施大空间、长距离、多品牌的一体化经营。通过对茶叶产区的直接经营与控制,实现了与当地资本、资源和人才的交流融合,极大地推动了茶叶产地农业、工场手工业、水陆运输业和集镇商贸业的快速发展。

　　在茶叶市场的拓展中,常氏集团北出太原而越忻代、过雁门、出山西,最先踏入东口(张家口)并展市扎庄、建立物流中转基地。在“一道”(张库大道)、“两城”(张城与归化)、“三大市场”(库伦、买卖城、莫斯科)的物流转运与营销布局中,通过北常“十大玉”、南常“十大德”两大商业集群及其庞大的过载店、批发商体系,把大量的茶叶、布帛、绸缎、生烟、铁器、白酒及金银首饰等产品投放漠北和蒙古市场;同时,直接进入买卖城(恰克图)与俄商交易;将大量购回的毛皮、呢绒、脂革、麝香等物资,按其内贸网络分销于东北、中原及西南市场。到嘉庆、道光年间,常家已成为中俄贸易中茶叶经营量最大的“外贸首户”。据有关资料统计,晋帮茶商每年由漠北蒙古大草原通过买卖城——恰克图输入俄罗斯的茶叶不下200万斤,常氏一家的年经营量就占四成左右。

　　“万里茶道”的开拓与发展、兴盛与衰落,“百年票号”的萌生与成长、壮大与消亡,数百年商业文明的孕育与滋养、彪炳与殇逝,既是晋商“太汾帮”刻骨铭心的公共记忆,也是晋商文化荡气回肠的历史绝唱!发生在中俄万里商途中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曾引起中俄两国重要^***人物诸如彼得大帝、康熙大帝、叶卡捷琳娜和雍正皇帝的关注,也曾受过世界伟大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大笔点赞。在他的经济学著作《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写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27年开始的。茶叶陆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上的张家口,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一个从未来过中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早在150多年之前就把万里茶道的易货贸易、长途贩运及其中俄互市中形成的商流形态和自发市场秩序,纳入国际间“资本的流通过程”来研究。由此可见,马克思应当是全世界最早启迪我们对“万里茶道”进行经济学思考的先驱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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