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过渡期青花瓷制瓷工艺与技法创新 瓷器质量的不断进步有赖于制瓷技艺的不断演进。明晚清初，由于历代制瓷技艺的积累与发展，青花瓷的烧造达到新的技术高度。工艺方面，瓷胎原料的淘炼与配方，釉石釉灰的配制，青花钴料的提纯，装烧方法的进步，窑炉结构的改进，在明末清初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工序分工方面，产生了极其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绘画技法方面，分水法的广泛应用，给瓷器装饰带来新的风格。青花瓷发展到明末清初具有的高质量的工艺品质和极高的艺术成就，是以制瓷技艺在晚明清初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1）胎：配方：早期的陶、瓷在胎土选取上都是就地选土，由于各地所产原料只适合烧制某类陶、瓷，因此，才有我国陶、瓷的品种与特征存在南、北地域上的分野，比如印纹硬陶、原始瓷和青釉瓷首先在我国南方地区烧制成功，而白釉瓷首先在我国北方某些地区烧制成功的事实就与就地选土方法存在着因果关系。在制胎原料的选择配制上，我国南北陶瓷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途径：“北方是从易熔粘土发展到高岭土和长石的配方，在南方则是从易熔粘土配方经过瓷石质粘土配方到瓷石加高岭土的配方。在选用原料的同时又逐渐认识到原料的粉碎和淘洗作用，从而提高了原料的纯度和工艺性能。”对景德镇制胎原料情况记载最早的文献是元代蒋祈的《陶记》： “进坑石泥，制之精巧；湖坑、岭背、界田之所产已为次矣。比壬坑、高砂、马鞍山、磁石堂，厥土，赤石，仅可为匣模，工而杂之以成器，则皆败恶不良，无取焉。” 据白火昆《蒋祁<陶记>校准》的研究，《陶记》中所载进坑、湖坑、岭背、界田、壬坑等地名可与今天的地名相对应，而且也分别是瓷石、釉石及匣钵原料的产地。从《陶记》的记载可知，历史上景德镇制瓷曾采取一元配方的方法，即瓷石质粘土的配方。瓷石是一种主要含有石英和绢云母矿物组成的岩石，其中绢云母是水白云母的一种细颗粒组成，它既具有适当的可塑性，又具有相当的助熔作用。《陶记》中所谓“进坑石泥，制之精巧”即是说进坑的瓷石，可制成精美的瓷器，这是典型的一元配方工艺。我国南方各省盛产瓷石，景德镇周围及其邻近地区亦有许多瓷石矿区，历史资料中记载的进坑、湖坑、岭背、界田以及祁门等瓷石矿产地，在今天的景德镇周围可找到它们的确切位置。由于瓷石中Fe2O3和Tio2的含量较少，因此，用它制造的瓷器外观洁白，而且有半透明感，景德镇宋代的青白瓷烧制即采用瓷石为原料的一元配方工艺，具有胎质洁白，透影性好的特点。但只用瓷石为胎制成的瓷器存在工艺上的缺陷：由于瓷胎中含有大量的玻璃相，使瓷器的烧成时容易变形。景德镇宋代影青瓷的烧造变形情况就较多见。由于一元配方的工艺缺陷，须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来克服这些缺陷，这就是二元配方。崇祯十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相合，瓷器方成”的记载是瓷器制胎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工艺最早的文献记载，这说明，瓷器制胎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工艺发展到明末过渡期才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工艺而被总结成书。从传世实物看，嘉靖、万历时期官窑产品工艺渐趋粗糙，尤其是万历时期，器形夹扁及塌底现象多见，这种工艺缺陷应该与瓷胎配方工艺有关，而过渡期的“上品细料器”绝无器形变形的情况，也应该与瓷胎二元配方的工艺成熟有关。从蒋祈的《陶记》到宋应星《天工开物》，二者时间跨度从元末到明末，相差数百年，这期间的制胎工艺发展情况如何，目前尚未有这方面的文献发现，但从实物看，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影青瓷，尤其是青花瓷，不乏形制体量较大的器物，如果仅以瓷石为一种原料制胎，恐怕难以烧成

，因此，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工艺在元代应该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用于生产实践，只是到了明末清初过渡期，才完全成熟定型成为一种工艺普遍应用并被总结成书。瓷胎中AL2O3含量的比例大小是判断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工艺产生的依据。一般来讲，如果瓷胎中的AL2O3含量超过20%，即可证明掺用了高岭土， 因为单靠胎土的淘洗是达不到这种比例的。瓷胎中AL2O3含量的增加可以提高瓷器的烧成温度，减少烧成时的变形，增加瓷器的强度而成为改善瓷器质量的必由之路。景德镇制瓷工艺进步提高最基本的措施就是遵循这一规律而逐步完成的。增加AL2O3的含量可由以下几个途径达到：其一，采用含AL2O3较高的瓷石；其二，增加淘洗程度，使原料的细颗粒部分增多；其三，在配方中加入高岭土。但“只有在配方中掺用高岭土才可能实现景德镇瓷胎中AL2O3含量的大幅度提高”，高岭土的引用是景德镇制瓷工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相关测试资料显示，直到万历后期，景德镇瓷器胎质中AL2O3的含量才稳定到20%以上，这也正是过渡期瓷器质量优良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此之前，瓷胎中AL2O3含量大部份低于20%，只有成化例外。在元代作品中，有部份测试标本的AL2O3含量在20%左右徘徊，这说明，瓷石加高岭土的配方在元代已经产生，但在瓷器制作中工艺并不成熟稳定，直到万历后期，对高岭土的性能才有了准确认识而成为一种成熟工艺，据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周仁先生等测试，清初康熙时期瓷胎的AL2O3含量竟高达26%—27%，这是清代景德镇高岭土掺和瓷石制胎工艺完全定型的表现，按照旅居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汉名殷宏绪）寄回法国的信简记载，清初康熙年间，景德镇陶工对高岭土掺和瓷石制胎的配比是：“要作细瓷，则高岭和白不子等量相配；要做中等瓷，则将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为四比六，但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最小为一比三”。康熙以后，景德镇一切瓷器的烧造，俱用二元配方工艺，《南窑笔记》：“一切瓷器坯胎骨子，俱用合泥做造。”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陶洗景德镇制瓷工艺发展过程中，除了胎土配方的改进外，对原料淘洗的精益求精也是提高瓷器质量的重要途径。制瓷用的高岭土和瓷石先是在原料产地制成不子，但它不能直接用来制瓷，必须经过淘洗后才能使用，淘洗后的原料称为精泥，它与未经淘洗的不子在化学成分上有较大区别。周仁、郭演仪、李家治诸先生对景德镇制瓷原料的明沙高岭和祁门瓷石的不子和精泥做过化学成份分析，见下表(35)：制胎原料化学成份 氧化物 含量，% 明砂高岭 祁门瓷石 不子 精泥 不子 精泥 SiO2 AL2O3 Fe2O3 TiO2 MnO CaO MgO K2O Na2O 烧失 49.65 33.82 1.13 0.05 0.33 0.33 0.23 2.70 1.03 10.84 47.69 36.01 0.99 0.04 0.14 0.40 0.25 2.51 0.15 11.12 73.05 15.61 0.56 0.09 0.02 1.82 0.34 3.75 0.58 3.87 69.93 17.65 0.66 0.07 0.01 2.11 0.40 4.61 0.54 4.31 总量 100.11 100.10 99.69 100.29 经过淘洗的原料从化学成份上看，AL2O3的含量有所升高，而Fe2O3、TiO2和MnO等着色杂质和K2O、Na2O等助熔氧化物的含量都有所降低，特别是Fe2O3和TiO2含量的降低对提高瓷器质量是十分必要的。对制胎原料的淘洗采用沉降法，这种方法在明末清初的过渡期得到广泛应用。宋应星《天工开物》：“其土做成方块，小舟运至镇。造器者将两土等分入臼，舂一日，然后入缸水澄。其上浮为细料，倾跌过一缸，其下沉者为粗料。细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倾过为最细料，沉底者为中料。既澄之后，以砖砌方长塘，逼靠火窑，以借火力，倾所澄之泥于中，吸干，然后重用清水调和造坯。” 从这段记载看来，明末的“上品细料器”的胎土配方比例是高岭和瓷石“等分入臼”各占50%，而且经过数次沉降淘洗，取粗料、中料、细料中质量最好，颗粒最细的细料来造坯

。从康熙时期旅居中国的法国人殷宏诸的信简看，康熙时最好的瓷器也是严格按这个比例配方来生产的，“要做细瓷，则高岭和白不子（祁门瓷石，作者注）等量相配；要做中等瓷，则将高岭土和白不子的配比为四比六，但高岭和白不子的配比最小为一比三。” 从胎土配方工艺的发展来看，明末清初二元配方工艺的成熟定型是过渡期青花瓷质量达到历史高水平的重要前提。

2）釉同样在蒋祈的《陶记》里，最早提到了釉的制法：“攸山山槎灰之，制釉者取之，而制之之法，则石垩炼灰，杂以槎叶、木柿，火而毁之，必剂以岭背釉泥而后可用。” 这里的“釉泥”即是配制釉桨的釉石或釉果。这段记载不仅指出了釉灰的制法，而且指出釉浆是由釉石加釉灰配制而成。釉石是未风化或浅风化的瓷石，其中助熔剂含量较高，从化学组成看，它主要含有：SiO2、AL2O3、Na2O、CaO；釉灰须加工配制，“景德镇的陶瓷学者们曾在原产地寺前进行一次传统制备釉灰的考察，并作了详细研究。他们指出釉灰的制备是选用较纯的石灰石，敲成适当大小，堆装于石灰窑内，以槎紫或杂木为燃料先烧成生石灰，经过消解使其转变成熟石灰，然后再在炼灰场内用狼萁（一种广泛生长于我国长江以南各山区的蕨类植物，而不是一般所说的凤尾草）隔层与熟石灰堆迭成均一米高的长方堆，一般为2×3个自然层，然后点火煨烧。待余火熄灭后，再将此产物与狼萁用前法堆迭煨烧。如此连续三次，即成釉灰。” 对釉的具体配制方法，历代文献中记载不尽详实。除元代蒋祈的记载外，明嘉靖时期《江西大志"陶书》只简单提及“用釉水炼灰合成”；宋应星有更进一步的记载：“凡饶镇白瓷釉，用小港嘴泥桨和桃竹叶灰调成，似清泔汁（泉郡瓷仙用松毛水调泥桨，处郡青瓷釉未详所出）。”乾隆时期的御窑厂督陶官唐英根据自己实践经验编写的《陶治图说》中，将釉的配制工艺说得最为详细：“陶制各器，惟釉是需，而一切釉水无灰不成其釉，灰出东平县，在景德镇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与凤尾草迭叠烧炼，用水淘洗即成釉灰。配以白不细泥，与釉灰调和成桨，稀稠相等，多按瓷之种类以成方加减盛之缸内，用曲木棍横贯铁锅之耳，以为舀注之具，其名曰“盆”，如泥十盆，灰一盆为上品瓷器之釉；泥七八而灰二三为中品之釉；若泥灰平对灰多于泥则成粗釉。” 由于各个时期配制釉桨的釉石矿源不同，釉灰制法不一，釉石与釉灰配制比例有别，导致釉桨的化学成份的差别，体现在在烧成工艺特征上也就形成不同的外貌特征。景德镇传统的制釉方法是以釉石加釉灰配制而成，以CaO、K2O、Na2O 等作为助熔剂，因釉石与釉灰的配制比例不同而形成不同性质的釉。釉灰中主要成分为CaO，当釉灰含量较多时，就称之为钙釉；由于釉石中K2O、Na2O的含量比CaO高，所以，当釉的配方中使用较多的釉石，则有可能使釉中的助熔剂改变为以CaO和K2O、Na2O共同起主要作用，甚至以K2O、Na2O为主，这就形成了钙碱釉和碱钙釉。从景德镇历代白釉瓷的化学成份上看(39)。从早期五代、宋代一直到明代，瓷釉中的CaO含量从15%下降到5%，清初更是低至3%—4%；反之，K2O和Na2O的含量则呈递增趋势。 CaO的减少可以提瓷釉烧成温度，而K2O和Na2O的增加却可以提高瓷釉的光洁莹润度和显色效果，从而达到提高瓷器质量的目的。显然，五代和宋代瓷釉中的熔剂主要是CaO，性质为钙釉；到元、明时期，釉中的K2O及Na2O和CaO共同起熔剂作用，有时甚至超过CaO的作用而成为钙碱釉和碱钙釉。由于景德镇瓷釉历来是以釉石配釉灰的方法制成，因此釉中CaO含量的碱少说明釉灰的用量在减少。从烧成工艺特征上看，釉灰用量的减少可以提高瓷釉的烧成温度，再由于釉灰中着色氧化物Fe2O3随着釉灰用量的减少而减少，从而可以提高釉的白度，瓷釉中K2O含量的增高则可有

效提高釉面莹润光亮程度，更利于增加青花瓷的外观和青花色料的显色效果。因此，景德镇瓷釉质量的改进，是用在釉的配方中减少釉灰用量的方法来实现的。明代的文献记载中，没有发现配制瓷釉时对釉石与釉灰配制比例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的记载，直到清代，唐英才在《陶治图说》中提到釉灰用量的多少对瓷器质量的影响：“……泥十盆，灰一盆为上品瓷器之釉；泥七八而灰二三为中品之釉；若泥灰平对灰多于泥则成粗釉。” 据对明代各个时期的官窑、民窑青花瓷标本瓷釉成份的测试，明代民窑青花瓷釉与官窑相比，青花瓷釉中影响烧成质量的化学成份CaO 、K2O 、Na2O在早、中期具有明显区别，官窑瓷釉质量明显优于民窑，而在明代晚期的嘉靖、万历时期，官窑与民窑瓷釉成份已十分接近，这与晚明清初一方面御窑厂走向衰落，另一方面民窑却迅速发展的态势，民窑与官窑技术与人员的交流，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外销市场竞争的激烈等因素有极大的关系。晚明清初，无论在质量、产量、技术上，民窑都在赶超官窑产品，笔者认为，至少在崇祯时期，民窑的技术优势已经得以确立，并一直保持到清初的御窑厂的成功恢复，它的代表作品就是过渡期的“上品细料”青花瓷。

3）青料研究现状青料是一种含钴的矿物色料。青花瓷就是利用这种钴矿原料作呈色剂，经绘画上釉后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兰色彩饰的釉下彩瓷。历代青花色料使用情况的变化最能体现青花瓷工艺技术特征与艺术特色的演变。对青花钴料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成果，早在50年代，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的周仁、李家治，轻工业部硅酸盐工业管理局的李国桢、赖泮林，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的潘文锦等诸位先生就做过钴土矿的拣炼和青花色料的配制实验，他们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对明清青花瓷实物标本的成份分析，用传统的方法对青料进行淘洗，煅烧、拣选、研乳、配制，绘彩与上釉烧成，初步摸清了传统青料的化学成份以及影响青料呈色的各种因素。 80年代，傅振伦先生从文献角度考证了青料在我国使用的历史，并详述了我国文献记载中各种青料的不同名称以及它们的外观特征、矿物组成和矿物产地。汪庆正先生《青花料考》一文也从文献角度把我国古代青花钴料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从考古资料的发现来看，青花瓷生产启始于唐，由宋入元而完全成熟，明清时期则大放异彩。从青料的使用情况看，明清时期青花钴料的使用品种是最复杂、艺术特征最丰富的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也比较翔实。历史上青花色料的使用情况结合文献和实物可以发现，中国青花瓷使用钴料的情况从唐到元都比较单一，入明以后就异常复杂起来，文献记载名目繁多，有无名异、无名子、赭石、黑赭石、苏泥勃青、苏麻离青、回青、西域大青、佛头青、平等青、陂塘青、石子青、石青、大青等各种青料的名称。这一方面说明明清两代青花瓷烧造的繁荣，另一方面说明明清两代青花瓷生产在青料矿源寻找、青料加工、提纯、配制等技术上的高度成熟。 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由南京博物院等单位首次发现了一块菱形朵花图案装饰的青花釉下彩瓷枕残片，这就是唐青花的发现。有的学者经过与巩县白瓷的胎釉组成的对比研究和青花色料分析，确认了唐青花生产窑口为河南巩县窑，其青花料为国内河北和广西所产，出自河北的可能性最大，但从最近出水于马来西亚海域的两条唐代货船的大量长沙窑外销瓷中，竟有四件完整唐青花出现，从形制、胎釉、青料特征、绘画技法看，可确定为长沙窑产品，看来，对唐青花产地的确认，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据对龙泉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的金沙塔基和绍兴环翠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瓷片标本研究，龙泉金沙塔基出土的青花瓷片钴料为浙江江山地区的钴土矿。上世纪70年代初，元大都遗址的发掘出土了许多珍贵

的陶瓷器物，其中有许多青花瓷片，经过与湖田窑青花瓷片对比测试，发现元青花所用色料属低锰高铁类型，与国产钴土矿高锰低铁型相比有显著差异，它的来源据说是从波斯传入，但这种说法不能得到相应矿物存在的证实，美国学者为了探讨中国青花色料的来源，经仔细查阅地质资料认为，没有迹象证明在波斯和俾路支（巴基斯坦）发现有钴矿，只是在20世纪初期才有铜钴矿的发现，它与元青花高铁低锰型青花钴料成份并不相同。据陈尧成、郭演仪、陈虹对元青花料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元青花色料是一种无铜、镍的含硫、砷的高铁低锰钴矿，据资料调查显示，这种钴矿来源可有两个途径，一是中亚和欧洲，一是我国的甘肃、新疆一带。近年来，低锰类的钴矿在甘肃金昌已被发现并用于开采。甘肃、新疆是我国丝绸之路所经之地，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元青花色料是从西域即月氏传入，西域月氏乃是现在的甘肃中部、西部和东部及敦煌和张掖地区。因此，元代景德镇青花色料从西域进口，实际上很可是来自甘肃、新疆一带的钴矿原料，还有一条资料可做旁证，明代回青有从新疆进供的记载，也许，从元代或者更早的唐代，西域的青料就沿着丝路源源进入中原，直到万历中期以后回青的告绝。入明以后，青花色料使用情况文献记载累累，早至成书于宣德三年的《宣德鼎彝谱》，晚至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基本上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明代各期青花瓷中青花色料的使用情况，结合文献记载和对青花色料的分析结果，可将明代各朝使用青花色料的类型和来源归纳如下：第一、洪武官窑青花所用色料是高铁低锰型钴矿，与元代青花色料属同一类型钴矿，但洪武青花在发色上色泽灰暗，不及元青花浓艳鲜亮，当与烧成工艺欠缺所致。关于洪武官窑青花料的来源，《青花料考》与《中国陶瓷史》认为当是国产，结合上面提到陈尧成、郭演仪、陈虹的研究，似可推断洪武青料产自我国新疆、甘肃一带。第二、永宣时期青花使用两种青料，一是进口的“苏泥勃青”，一是国产钴料。这时期还存在同一件器物同时使用两种青料的情况。关于宣德时期官窑使用进口料的记载首先见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前成书的王世懋《窥天外乘》：“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高濂《遵生八笺》之《燕闲清赏笺》也曾记载宣德时青料情况：“宣窑之青，乃苏泥勃青也。后用俱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也。”宣德时期国产料产于浙江，而且用浙料的器物传世数量较多。第三、从景德镇珠山御窑厂成化地层出土实物的外貌观察，成化青花有两类。一类发色浓艳，有金属结晶斑；一类色调淡雅，无结晶斑现象。它与成化早期官窑使用进口苏麻离青，中后期改用江西乐平的陂塘青（平等青）的传统说法是相互映证的。但有学者根据对部份成化官窑青花标本的测试发现Fe2O3/CaO和MnO/CaO比值偏低，由此推断此类青花与元代所用高铁低锰型青花色料不同，是“进口回青和国产料混用的结果，这也是色料使用上的创新”这种判断值得商量：无论从传世或出土的成化青花作品来看，尚未发现有“兰中带紫”的回青发色现象，此为疑点之一；其二，关于回青的使用情况，明代文献记载很明确。王世懋《二委酉谭》：“我朝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至成化间所烧，尚五色，炫烂然。而回青未有也。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王当）（有权势的宦官）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嗣是阖镇用之。”此段记载明确指出，成化时期青花不用回青料，到正德时才做为一种名贵青料用于青花瓷烧造。王世懋，字敬美，江苏太仓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隆庆朝分守南康

、九江。他对时隔不远的成化青花料的记载可信度很高。万历时期黄一正《事物绀珠》的记载与王世懋的说法一样。同样是嘉靖时期的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陶用回青，本外国贡也。嘉靖中遇烧御器，奏发工部，行江西布政司贮库时给之。每扛重百斤（旧陂塘青产于本府乐平一方。嘉靖中乐平格杀遂塞。石子青产于瑞州诸处。回青行，石子遂废）”。可见，成化时曾用回青做青料的说法不能得到文献的支持。但两种青料同时用于一器的情况有存在的可能，但不是回青和国产料的合用，而是苏麻离青与国产料的合用。这种工艺在宣德作品中屡见不鲜，成化早期，苏麻泥青逐渐告绝，用国产青料和苏麻离青合用一器的做法只是对宣德青花工艺的继承，也谈不上是“色料使用上的创新。” 至于有些成化青花标本Fe2O3/CaO和MnO/CaO比值偏低的情况是否表明当时青料使用存在另一种方法，即两种色料混合配制成一种色料使用，而不是分开使用于同一器物？两种色料混合使用的方法在嘉靖时已成为一种成熟工艺，且有明确文献记载，《江西大志"陶书》：“回青淳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则色沉而不亮。每两加石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中青用以设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色青亮”，所以，如果两种色料调合使用的方法能解释成化青花中Fe2O3/CaO和MnO/CaO比值偏低的现象，那么两种青料混用的工艺在成化时就可能已经出现，也确实是色料使用上的创举。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断，有赖于实验的进一步证实。第四、正德十年刊行的《瑞州府志》卷五记载：“上高县天则岗有无名子，景德镇用以绘画瓷器”。这是景德镇在正德时期用国产青料瑞州无名子的明确记载，嘉靖时，因进口回青的采用，石子青就被废弃不用了，但仍作为配料配合回青使用。《江西大志"陶书》“石子青产瑞州诸处，回青行，石子遂废。”正德后期，回青取代石子青：“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王当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嗣是阖镇用之。”（明"王世懋"《二委酉谭》）。第五、嘉靖一朝，回青大为盛行，但并不单独使用，而是与“石青”配合使用。《江西大志"陶书》：“回青淳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则色沉而不亮。每两加石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中青用以没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色青亮。真青混在坯上，如灰色，然石青多则黑。”这是将两种青料混合调制使用，用来改善青料的发色性能的明确记载，是色料使用上的技术进步。这里提到的“石青”是“石子青”的简称，而非绘画用的颜料之“石青”，在《江西大志"陶书》同一段记载中：“……研乳三日，每两加石子青十分之四同研，是谓中青；十分之一是谓混水。”“石青”是对“石子青”的简称。第六、万历时期有两种情况，一类为使用进口回青料，其用法与嘉靖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金色宝藏》展出一件万历青花云龙罐，此罐是典型的回青发色，兰中泛紫，极鲜亮，罐底青花书款“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丁亥为万历十五年，此罐的确切纪年，让我们看到万历早期官窑青花的发色特征；另一类则直接用国产钴土矿，经精选加工后使用，产地主要以浙江为主。《明神宗实录》卷三百零一：“万历二十四年八月癸未，先是奏回青出吐鲁番异域，去京师万余里，去加峪关数万里。而御用回青系西域回夷大小进贡，买之甚难。因命甘肃巡抚田东设法召买进，以应烧造急用，不许迟误。”可见，这时期回青已得之甚难。在回青的产地问题上，这段记载与嘉靖王世懋“得自云南”的说法不一，有待进一步研究，《神宗实录》的记载当更可信。至少在万历三十四年，官窑青花已完全改用国产青料了。《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九：“乙亥，江西矿税太监潘

相，以矿撤销，移住景德镇。上疏请专理窑务，又言描画瓷器须用土青，惟浙青为上，其余庐陵、永丰、玉山县所出土青颜色浅淡，请变价以进，从之。” 第七、崇祯时亦用浙料，但从实物发色看，万历时期浙料发色不如崇祯青翠鲜艳，崇祯时期青花发色最好的是“翠毛色”，这种色调在万历作品中很难看到，究其原因，可能与青料的加工技术有关。《天工开物》：“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此物不生深土，浮生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即止，各省直皆有之。亦辨认上料、中料、下料。用时先将炭火丛火煅过。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上者每斤煅出只得七两，中下者依次缩减。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画成，故其价每担值银二拾四两，中者半之，下者十之三而已，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上高诸邑者为中，丰城诸处者为下也。凡使料煅过之后，以乳钵极研，然后调画水，调研时色如皂，入火则成青碧色。” 崇祯以前，对青料的拣选用水选法，而崇祯时改用煅烧法，这是青料提纯方法的技术进步，也是崇祯国产青料发色更加青翠的原因。清初浙料的使用与珠明料的使用时代从晚明开始，浙料逐渐成为景德镇青花瓷最主要的用料，这种以浙料为贵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乾隆时期。成书于清初的《南窑笔记》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清初青花料的产地和品种优劣： “料有数种，产于浙江、江西、两广，以出于白土者为上品，红土次之，沙土最下。其制法：选择好者洗净入窑燥一昼夜，乳极细，去其土锈，即今画碗之青花料也。其浙料有元子、紫料、天青各种，而江西有筠州丰城，至本朝则广东、广西俱出料，亦属可用，但不耐火，绘彩入炉则黑矣，故总以浙料为上……若江西料差次于浙料，而广料又次于江西矣。” 成书于乾隆八年的唐英《陶治图说》也较详细地记述了清初青料产地： “瓷器无分圆琢，其青花者，有宣、成、嘉、万之别。悉借青料为绘画之需，而霁青大釉亦赖青料配合。料出浙江绍兴、金华两郡所属诸山。采者赴山挖取，于溪流洗去浮者，其色黑黄大而圆者为顶选，名为顶圆子，俱以产地分别名目。贩者携至烧瓷之所，埋入窑地锻炼三日，取出淘洗始售卖备用。其江西、广东诸山间有产者，色泽淡薄不耐锻炼，止可画染市卖粗器。” 可见，明末以来直至乾隆，浙料始终是优质青花器的首选青料。但有的学者在研究清初康熙时期青花用料时，认为在最优质的康熙青花中，存在使用产于云南的珠明料的情况。但珠明料根本不见清初的文献记载。清初《南窑笔记》与乾隆时期《陶治图说》对清初青料使用情况记载均很详细，均未提到云南珠明料的情况。对云南出产珠明料的最早记载是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景德镇陶录》： “青料为画瓷之用，而霁青、东青各釉色，亦需料配合，以浙江出者为上，云南、广东及本省各处亦产此。” 许多学者推断，云南珠明料的使用已是乾、嘉年间的事。“近代景德镇所用上等青料是云南所产，谓之珠明料，据文献（指《景德镇陶录》）记载，清朝乾、嘉年间已经采用，不过当时将它和广东、江西所产者并提，不以为上料。”“《陶治图编次》是乾隆八年（1743年）写成，由此可知雍乾时所用青料是浙江产的。康熙、雍正是衔接的朝代，康熙青花，至少是康熙晚期制品，所用青料很可能和雍正所用青料同一来源的。”据周仁、李家治及云南金马瓷厂张诚先生对珠明料的研究，发现云南珠明料只是在化学成份上与浙料十分相近。因此，在青花发色上十分接近，很可能被研究者误认为在康熙时期就已经使用了珠明料。青料提纯与配比工艺的发展与明末清初的技术高度历代青花瓷的青料发色色调和特征差别很大，因为它们并非使用纯氧化钴作为呈色剂，而是使用天然钴矿作为色料，不同类型的钴矿又因矿源产地和矿物类型的不同所含成份大有差别。青花

的色调和特征主要取决于所用钴矿中含钴、铁、锰、铜、镍等着色氧化物的含量多少及其比例。同时，矿物中硅、铝氧化物含量和所用釉的成份以及烧成温度的高低等因素，对色调的变化也有一定影响。天然钴矿的成份往往分散性很大，即使同一矿源所产的成份也相当不一致，特别是钴土矿更是如此，因此同一矿源又常根据产物的品位分成不同等级，在生产使用前加以拣选和加工处理，以使含钴量有所富集以提高其发色质量。从青花瓷的发展历史看，为了提高青花瓷色料的呈色质量，景德镇的制瓷工匠对青料采取了两种技术手段处理，一是提纯，一是配比。提纯的方法有拣选、淘洗、煅烧、研磨等各种手段；配比有两种色料的混合与添加添加剂的方法。明嘉靖以前虽然缺乏对青料进行技术处理的文献记载，但对青料进行技术处理的情况是肯定存在的，嘉靖以后至清初，对青料的拣选加工技术得以发展成熟并屡屡诸文献记载。嘉靖时期的《江西大志"陶书》记载了当时对青料进行提纯和配比的方法。. 当时对进口回青料的提纯分为“敲青”和“陶青”两个工序，敲青即“首用锤碎，内朱砂斑者为上青，有银星者为中青，每斤可得青三两”；陶青即“敲青后取其苛零锁碎碾碎，入注水中，用磁石引杂石，其青沉淀，每斤可得五六钱。”这就是对青料提纯所谓的“水选法”。经过提纯的回青不能直接用于“画青”，因为“回青淳则色散而不收”，纯用回青晕散现象严重，由于当时的工匠在生产实践中熟练掌握了各种青料的呈色性能，为了解决回青的呈色缺陷，他们采用两种青料混合配比使用的工艺，而且不同的配比比例能得到不同的发色效果，即“（回青）每两加石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中青用以设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色青亮”。对两种青料进行配比使用的工艺，如前所述，在成化时期就有出现的可能，宣德和成化早期青花作品中，用苏麻离青和国产青料同绘一器的情况是有实物为证的，到嘉靖时期发展成的青料配比的方法，体现了景德镇青花瓷青料技术处理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崇祯时期，对青料的加工出现了新的技术。宋应星《天工开物》：“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用时先将炭火丛火煅过，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上者每斤煅出得七两，中下者以次缩减……凡使料煅过之后，以乳钵极研，然后调画水。调研时色如皂，入火则成青碧色。”这就是青料提纯的“煅烧法。” 入清以后，对青料的加工提纯基本上沿用明代崇祯工艺。唐英《陶治图说》：“料出浙江绍兴、金华两郡所属诸山。采者赴山挖取，于溪流洗去浮土，其色黑黄大而圆者为顶选，名为顶圆子，俱以产地分别名目。贩者携至烧瓷之所，埋入窑地锻炼三日，取出淘洗始售卖备用，”“青料炼出后，尤须拣选，有料户一行专司其事，料之黑绿润泽光色俱全者乃为上，选于仿古、霁青、青花细釉用之；色虽黑绿而鲜润泽者，为市卖粗瓷之用；至光色全无者，性薄炼枯悉应选弃。”“画瓷所需之料，研乳宜细，粗则起刺不鲜。每料十两为一钵，专供乳研，经月之后始堪应用。” 可见，清初对青料的加工拣选在沿用明代工艺的基础上，分工更加专业，加工更加精致，出现了专门从事青料加的的“料户”，其市场分工更加商业化和专业化。而且对青料的研乳程度更非明代能比，嘉靖时对青料“研乳三日”即可画青，到清初，则研乳“经月之后始堪应用。” 从“水选法”到“煅烧法”，是青料提纯工艺上的进步，加上青料研乳的日趋细腻，使得明末清初尤其是康熙时期青花瓷烧出了有史以来最为纯正鲜亮的钴兰发色——“翠毛兰”以及极其丰富的浓淡层次，这种成就的取得与青料提纯的技术进步密不可分。另据研究发现，康熙青花呈现纯兰色，不泛紫，不晕散，与色料中AL2O3含量高有密切关系。实验证明，提高色料的C

oO、AL2O3含量，降低MnO、Fe2O3含量，可使青花色彩达到康、乾青花效果。可以推断，清代康熙所用青花色料除采用精选和煅烧以及充分研细等工艺外，还会在色料中掺用一定量的高岭土以提高AL2O3的含量，改进青花色彩的性能，达到更好的显色效果。

4）窑炉结构的改进与装烧方法的进步窑炉结构的改进景德镇历代瓷窑的烧成温度和烧成方法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随着原料和配方的逐步改进，烧成温度逐步提高；烧成温度的提高又和窑炉结构的改进及烧成方法的进步有密切关系。据考古调查发现，景德镇宋元时期窑炉结构为龙窑，明代早期到中期主要是葫芦形窑以及马蹄型窑。《江西大志"陶书》记载了嘉靖时期官窑、民窑的窑制情况：“陶窑官五十入座，除缸窑三十余座烧鱼缸外，内有青窑，系烧小器，有色窑造颜色，制员而狭，每座止容烧小器三百余件，用柴七八十杠，民间青窑约二十余座，制长阔大，每座容烧小器千余件，用柴八九十杠，多者不过百杠。” 青窑是烧成质量较高的瓷窑，可以看出，嘉靖时期不同质量大小的瓷器是在不同形制的瓷窑中烧成。同样是青窑，官窑与民窑在瓷窑形制上有很大区别：官窑“制员而狭”，民窑则“制长阔大”。民窑的产量是官窑的三倍有余，但在烧成质量上，民窑不及官窑：“官窑烧造者，重器一色，前以空匣障火。官窑之器淳，民窑之器杂，制由异也（形制不同）。官窑砌欲固，涂欲密，使火气全而陶气易熟，不至松薜。……” 明末，瓷器烧造的瓷窑基本上不存在官窑与民窑形制上的差别了，取而代之的是根据瓷器大小、精粗、用途的不同而进行结构、大小不同瓷窑的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崇祯时期，有专门烧造价值并不太高的陶器的缸窑和瓶窑：“凡缸窑不平于地，必于斜阜山冈之上，延长者或二三十丈，短者亦十余丈，连接为数十窑，皆一窑高一级，盖依傍山势，所以驱流水湿滋之患，而火气又循级透上……其中苦无重值物，合并众力众资而为之也。”从《天工开物》的插图可以看出，这种缸窑和瓶窑基本上是龙窑的一种变体；当时烧造价值较高瓷器的是另一种瓷窑，从形制上看，这种窑与清初蛋形窑非常接近了。唐英《陶治图说》记载了清初瓷窑的形制：“长圆如覆瓮，崇广并丈许，深倍之。上覆瓦如屋，曰窑棚。烟突立其后，崇二丈余，在窑棚外。”。蛋形窑是明末清初景德镇瓷器最辉煌时期的产物。“这种瓷窑的应运而生有其历史和技术渊源，它独特的结构和高效的热工技术不仅在我国陶瓷技术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欧洲早期陶瓷炉窑的设计也产生过影响。”可以说，明末清初高质量青花瓷的烧成是与这种结构独特，具有高效热工技术瓷窑的出现分不开的，由于它的杰出性能，这种瓷窑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初，并被称为“景德镇窑”。瓷窑的结砌，在明末清初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技能，这种分工的细化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窑业技术的高度发达。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记载清初有魏氏一族精于是造窑：“而窑之高、异、阔、狭，大小、浅深。暨夫火堂、火栈、火眼、火尾之规制，种种不一，精其工而供其役者，为景镇魏氏专其业，而得其佳，元明以来无异也。……他族无与也。” 装烧方法的进步景德镇历代瓷窑的装烧方法也是一个渐进改进的过程。经历了五代支钉迭烧、宋初的装匣仰烧、宋代中期的装匣支圈覆烧、宋代后期支圈代匣覆烧、元代装匣迭烧和仰烧，到元以后，装匣仰烧的工艺逐渐改善，其装烧工艺能使器皿达到除底足边沿无釉外全部满釉，其方法是用瓷质垫饼来隔离器物和匣钵，这样一方面不会污染器足，另一方面还能避免由于器足与匣钵随烧成温度的提高两者膨胀系数不同而变形。由于这种工艺的先进性，它一直沿用到现在。除用垫饼隔离外，景德镇民窑青花中也系用细砂来间隔，由于采用这种方法在坯体成型

施釉后足端的釉被擦得很干净，故底足极少有沾砂现象，即使有，也极其细微。与同时期模仿景德镇而沾砂普遍的漳州窑青花瓷相比，景德镇青花的装烧工艺无疑是极其精细而讲究的。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明末景德镇窑的装烧方法：“凡瓷器经画过釉之后，装入匣钵（装时手拿微重，后日烧出，即成坳口，不复周正）。钵以粗泥造，其中一泥饼托一器，底空处以沙实之。大器一匣装一个，小器十余共一匣钵。”《开工开物》里记载的装烧方法就是元代以后形成的垫饼和细砂装匣仰烧的方法，从传世实物上看，明末清初过渡期的高质量青花瓷的底足处理是极其精细而讲究的，偶见极其细微的粘沙现象，这种高质量的工艺特征是与装烧工艺的改进不无关系的。 六、分工的细化与专业化明末清初，由于^***势力与财力的衰退，御窑厂的衰落，^***对民营瓷为控制日益松驰，民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加之商品经济发达，隆庆以来海禁开放，民窑更得到国内外巨大的市场需求的刺激，其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万历后期，景德镇已成为一个因制瓷而繁荣的手工业城市，民营瓷业异常发达。嘉靖时，“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 ，至万历时，这个数字翻了几倍，“镇上佣工”，“每日不下数万人” ，以至当时景德镇是“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令人夜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 在当时全国各大传统窑场日趋衰落的情况下，景德镇制瓷业可谓一枝独秀，“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 ，景德镇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制瓷中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制瓷艺人，产品行销国内外。清初沈嘉徵《窑民行》诗云：“景德产佳瓷，产品不产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当年之盛况，可见一斑。为了适应这种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制瓷业分工的日益专业化也就成为必然；同时由于制瓷技术的进步，市场对高质量瓷器的需求，陶瓷制作的生产工序也日趋繁复而精细。文献记载嘉靖时期，窑制各有分工，官民俱同，烧不同品种瓷器有不同类型的瓷窑： “陶官窑五十八座，除缸窑三十余座烧鱼缸处，内有青窑，系烧小器；有色窑造颜色，制员而狭……，民间青窑约二十余座，制长阔大，每座容烧小器具千余件……” 清代朱琰《陶说》与蓝浦《景德镇陶录》对明代晚期景德镇御窑厂的窑制与分工均有更为具体详细的记载： “旧制，窑有六……作有二十三……”，“为窑式六，曰青窑，曰龙缸窑，曰风火窑，曰色窑（烧炼颜色者），曰火监 火黄 窑（窑制大小不一，厂坯上釉用火火监 烘有漏釉者，再上釉入窑烧），曰匣窑（厂匣皆先空烧，再装坯烧）”。“为陶务作二十有三，曰大器作，曰小器作，曰仿古作，曰雕镶作，曰印作，曰画作，曰创新作，曰锥龙作，曰写字作，曰色彩作，曰漆作，曰匣作，曰染作，曰泥水作，曰大木作，曰小木作，曰船作，曰铁作，曰竹作，曰索用，曰桶作，曰东碓作，曰西碓作，” 可见，嘉清以来御窑厂除窑有专烧之外，厂内的分工也已经非常细致。与官窑技术不相上下的民窑其分工也越来越专业、工艺也日趋繁复，宋应星《天工开物》较为祥细列举了晚明崇祯民窑瓷器生产的工艺流程，计有舂土、澄泥、造坯，汶水、过利、打圈、字画、喷水、过锈、装匣、满窑、烘烧等各道工序，并感叹：“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尽也。” 清初基本沿袭明代旧制，宫廷对瓷器生产工艺十分重视，为了更为科学地总结陶瓷生产的工艺流程，首次以^***的力量将陶瓷生产工艺流程绘图配文，是为《陶冶图编次》。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唐英《遵旨编写陶治图说呈览折》：“……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由内廷交出《陶冶图》二十张，奉旨：‘着将此图交与唐英，按每张图上所画系何技业，详细写来，话要文些。其每篇字数要均匀，或多十数字，或少十数字亦可。其取土之山与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