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月文为记号的1枚。这枚钱重2.6克，直径2.2厘米，月纹在钱背穿孔的左下角。虽然，这次只发现了一枚月文钱，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枚钱的月文和唐开元通宝钱中，所谓指甲纹的一种极为相似，它的发现，说明月文为记号的钱，并不始于唐开元通宝，所谓指甲纹的传说，更属无稽之谈。

四、其它记号的有：

　　1.背穿左一横画，1枚。

　　2.背穿左上下两道阴文斜纹，1枚。

　　在这一类钱中，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少见的版别。如：

　　1.无记号钱1枚。“货泉”两字书体异样，重3.9克，直径2.3厘米。

　　2.传书钱1枚。文字亦异样，重5.2克，直径2.3厘米。

　　3.错范钱1枚。

　　4.合背钱1枚。

　　5.元穿孔1枚，当是方孔钱，铸成后再加工而成。

　　此外，这一类钱中，还有私铸钱190枚，钱径一般在2厘米左右，重不足2克，它占第Ⅲ类钱总数的24.7%，磨边钱5枚，钱径2.1厘米左右，重2.2克左右。

(三)通过上面的分类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三类货泉铜钱的制作气息，有一条逐步递进的脉络。

　　《汉书食货志》记载：“天凤元年，……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环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这里记述的是王莽规定的标准规格。历来钱币学界都公认，莽钱中货布的制作最整齐，大量的出土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有不少学者用货布来推算新莽时期的度量衡，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历来的钱币学家又认为，货泉钱大小不一，轻重殊异。既然货布和货泉，两品同时铸行，那么，为什么一品制作如此规整，另一品制作又如此多变？这个问题确实令人百思不解。

通过这次分类对比，我们发现，问题并不象原来所说的那样。且看第Ⅰ类货泉钱：制作精整，大小划一，无论直径和重量都和规定标准基本相符。特别是制作神态，和货布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这类钱的内郭因为都是重好，线条显得特别纤细。笔直，犹如两个十分规矩的方框，一大一小，紧揍地套在一起；它的外郭，又都是外高内下型，至高点形成一条极细而又十分工整的线圈；夹在内外郭之间的，是悬针篆书体的“货泉”两字，笔笔细纤，道道刚劲。这样，整个钱面的文字和周郭，犹如铁线蜿蜓，气息混然一体，再加上钱背内郭的四决，真可说是画龙点睛，维妙维肖地起到了前后呼应的效果，我们不禁连想到，同样用悬针篆书写的货布，也有一种背面左右两角内侧铸有决文的。由此可见，对于货泉钱，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我们认为，第Ⅰ类货泉钱当是初创时期的制作。它和货布同时铸行，与货布一样精整，有着共同的制作特征。只是因为货泉钱铸行的历史比较长，后铸的货泉鱼目混杂，掩没了它初创时期的庐山真面目罢了(其实，货布也存在私铸和后铸减重现象)。

　　第Ⅱ类货泉钱，是在第Ⅰ类钱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它在很多方面保留着原有的制作气息，大部分钱还相当精整。但它的最大变化是，内郭重好消失了。好郭出现阔、狭两种，不管哪一种，都是以一个粗线条的方框代替了两个细线条的方框。外郭也开始不完全采用外高内下型，出现了用粗线条取代细线条的迹象。钱背内郭的四决已经不再是定制，文字版别增多，变化无常。这些蛛丝马迹，无处不表露出后铸的草率。其次，从总体看，第Ⅱ类开始减重，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第Ⅰ类钱的重量十分集中，规格基本划一。第Ⅱ类钱的重量却趋向分散，几乎找不到一个中心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削弱。而从铸币本身来说，上述诸点，都表现出原有钱的精神面貌趋向蜕化。

　　第Ⅲ类货泉钱，又是在第Ⅱ类钱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钱的制作更趋杂乱，钱身继续减重。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指出两点、应该引起注意的：一是，第Ⅲ类货泉钱的钱面内郭消失了，在这以前所有的莽钱，无论刀币、布币和方孔圆钱，都铸有周郭，包括内郭和外郭，无一例外，而钱面不铸内郭、恰恰是西汉五铢钱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变化，是对新莽铸币制作形态的一次改革；二是，第Ⅲ类货泉钱几乎都是记号钱。虽然，在第Ⅰ类，第Ⅱ类货泉钱中，也有个别记号钱，但数量极微，只是偶然发现，钱币上的记号，如穿上半星，穿下半星，穿上左决文，穿下右决文等等，是各地钱局(监)在铸币上的一种暗记，新莽时期，铸币权归中央垄断，所以莽钱中很少有记号，第Ⅲ类货泉钱，几乎都是记号钱，不能不说当时铸币在所有权上发生了变化，就制作特征而言，也是对新莽铸币的一个背叛。

　　由此，我们认为：三类货泉钱代表着铸币的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衔接，循序递进。

(四)货泉钱究竟始铸于何时？它的铸行时间又究竟延续多久？

　　关于这个问题，由于《汉书食货志》和《汉书王莽传》的记载不一，导致了两千年来的争论不休，有的主张天凤元年(公元14年)，有的主张地皇元年(公元20年)究竟谁是谁非？要解开这个谜，只有依靠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对《汉书》本身的深入研究；一是运用钱币学的方法，依靠实物佐证。

　　如果把《汉书食货志》和《汉书王莽传》对照着读，便会发现，在同样记述王莽币制变革内容的时候，两篇文章之间，有相互借鉴，相互依赖的地方。譬如：《王莽传》在叙述第三次币制变革时，主要着笔在变革的前因后果，兴废情节，而对“宝货制”本身内容，则一字未提，仅用“于是造宝货五品，语在食货志”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一笔带过。这就明确地告诉读者，《食货志》里写了的内容，这里不再重复。与此相应，《食货志》在描述这次币制变革时，重点就不一样，它着力对金、银、龟、贝、钱、布等“宝货”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至于变革的前因后果，兴废情节便不再叙述。应该说《汉书》作者的这种构思和安排是完全合理的，他巧妙地避免了两篇文章的文字重复，使读者看后，各有所得。但是，这样一来，就单篇文章而言，难免会造成某些遗漏，甚至含糊其辞，语不达意，给后人带来不少误会和麻烦。譬如，《食货志》为了不写或少写情节，却把王莽第二次币制变革漏过了。对于第三次币制变革的时间，也只笼统地写了三个字：“莽即真”，究竟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交代清楚。但在《王莽传》中却记载得比较详实。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其它章节也会发生。于是，我们在读《汉书》的时候，必需前后照应，把有关篇章对比着读，以资相互补正。

　　为了弄清王莽第四次币制变革的真相，我们当然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

　　粗一看，《食货志》说天凤元年，改作货布、货泉二品并行。《王莽传》却说，地皇元年，罢大小钱，更行货布、货泉，两品并行。两篇的矛盾似乎很明显，但深入推敲一下，就会发现新的文章。《食货志》在天凤元年记述货布、货泉二品并行之后，紧接着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夹大钱矣”。剖析这段文字，大抵包括三方面内容：(1)在第四次币制变革宣布以后，“大泉五十”作为一种过渡性货币，还允许继续通用；(2)“大泉五十”在继续通用期间，币值不再是一个当五十，而是和新货泉钱一样，“俱枚直一”；(3)“大泉五十”作为过渡货币的年限是六年，“行尽六年，毋得复夹大钱”。这最后的一句话，至关重要。因为，从天凤元年起算，六年之后正好是地皇元年，它恰恰和《王莽传》中，地皇元年的有关记载，可以联系上。也就是说，天凤元年开始宣布的第四次币制变革，在天凤的六年间(公元14－19年)并没有得到完全实施，而由于种种原因，“大泉五十”仍然作为通货使用，甚至“小泉”也可能没有完全杜绝(一种被废除了的钱，仍然夹杂在通货之中，这在货币史上，尤其在金属铸币时期，是常见不鲜的)。鉴于这种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落实第四次币制变革，王莽借改元之机，亦即地皇元年，再次申领，“罢大小钱”，只准货布、货泉两品并行，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来理解，《食货志》和《王莽传》并不矛盾，而应该是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