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修内司官窑

　　北宋汴京官窑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终结，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另立新窑，这是汴京官窑的继续，因称南宋官窑。最早见诸文献著录的是南宋叶真《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这里明白指出修内司窑也称“内窑”。事业有内廷及大内的用意。也指出修内司官窑是仿汴京官窑形制特征烧制的，用澄泥做坯，制做极其规整，由于釉色晶莹透澈而受到珍视。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说：“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泳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品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曹昭说修内司官窑特点是胎细釉润、色青带粉红，釉有深浅之分，有蟹爪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特征；他概括的几点比《坦斋笔衡》具体，紫口铁足，蟹爪纹等一再为明清两代文献所引用，修内司窑的烧窑地点在凤凰山下。此说见于高濂《遵生八牋》，半个世纪以来中外研究修内司本倒为数不少，日人米内山庸夫有《南宋官窑の研究》一文，所列的标本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各类标本，青瓷标本种类繁多并有精粗之分。似乎可以肯定，米内山庸夫采集到的标本多数不是修内司官窑的产品。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说到修内司官窑烧过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采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内司官窑的标本。因此修内司官窑遗址究竞在凤凰山下什么地方到今还没有搞清楚。

杭州修内司官窑鼎式炉

　　《坦斋笔衡》里提到的“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是南宋初期设立的第二痤官窑，也称“郊坛官窑”，它的窑址在今天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一带。早在本世纪初期，窑址已经被人发现，瓷片零星流落到古董市场。由此引起中外大量陶瓷的人们的注意。1930年以后到乌龟山郊坛官窑遗址访古还大有人在。五十年代浙江省文管会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了窑炉一座与瓷片、窑具等，历年郊坛官窑遗址出土的标本，胎土呈黑灰以至黑褐色、胎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器型除习见盘、碗、碟、洗等之外，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者甚多，显然是受北宋微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复古风气影响，这类仿古器皿只能是作为宫廷陈设用品而生产。郊坛官窑遗址中遗物比较丰富，其特征又与文献记载颇多吻合。此外，《遵生八牋》中还有“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之说。按照高濂的说法，官窑与哥窑一样，无法区分，因此他只能把两窑并列在一起。但就目前传世的官窑和哥窑瓷器而言，应当说大体是可分的，不可分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高濂在书中把官、哥二窑瓷器分为四个等级，即妙品、上乘、中乘和下乘四种，每个等级都列举有器物名称；如上乘作品中的“方印色池、四入角印色池”；中乘作品中的“菱花壁瓶、提包茶壶、观音、弥勒、洞滨神象、螭虎镇纸”；下乘作品中的“径尺大盘、夹底盆、蟋蟀盆、佛前供水碗”等等器皿，绝大多数是元、明两代景德镇民窑仿宋代官哥二窑的作品，元后期兴起了一股仿宋名窑的风气，入明以后几乎代代都有仿制，高濂的书刻于明万历十九年，高濂所见传世中这类仿宋官、哥二窑瓷器的数量也确实不少，其中书六字官窑青花款的，属于明宣德、成化时期。高濂列举的既是仿造品，那么他所归纳的特征描述当然也把仿造品包括进去，而官窑、哥窑的真正面貌，反而不显。官、哥两窑既有宋代的，又有元、明及以后历代的仿制品，加上明后期以来的文献又误把仿品当真品而予以概括描述，给辨别真伪无疑增加了不少困难，这只有依赖考古发掘的资料，才能澄清陶瓷历史上的这类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