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文化遗产的纠葛，正变得生动起来。

11月9日，由浙江省文化厅主管的浙江省企业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正式成立，其中有不少人们熟悉的身影：有通过发掘五千年文明建起“横店影视城”的徐文荣；有发扬中医文化的“胡庆余堂”传承人冯根生等浙商。他们希望，以抱团的方式，有组织地更好地去保护民间文化遗产。

这是一种可贵的自觉。近年来，在我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以及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导向下，宋城集团、横店集团、中南卡通等一批新浙商，正在用民间资本诠释着文化欣欣向荣的活泼表情。其间，还夹杂着一些浅尝辄止的跃跃欲试，比如擅长做鞋的温州红蜻蜓集团办起了鞋文化博物馆；“中国笔王”宁波贝发集团办起了文具博物馆；美特斯·邦威办起了服饰博物馆。

这样的自觉，有着最现实的初衷。当文化成为一种经济，嗅觉敏锐的浙商从中看到了文化产业的春天。即便是那些与自身行业有关的各类民间博物馆，兴起之初应该与企业的战略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次，浙商的目光放得更远些了。从文化产业，进入文化遗产，不单单是资本活跃空间的缩小。还意味着，保护，尊敬和责任。

关于文化遗产的新闻，大多绕不开“申遗”的最终命运。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无论这背后隐藏着多么厚重的利益寄托，申遗所传递的是一种面对文化遗产无能为力的情绪，或许是出于资金的困顿，或许是对系统保护的管理短缺。

浙商进入文化遗产，我们理应有所期待。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智力和资金的双重智慧，在保护和开发中寻求一种平衡艺术。浙商以抱团的方式，除却资金流更加充裕的自信，这其中必然是摒弃了资本喜图短利的劣性，愿意在更为宏观，更为长远的遥望中，细细打量这些文化遗产。

我们希望，在这种遥望中，浙商尽可能多一些仰视的姿态。日前，一个估价仅为80万到120万英镑的清朝花瓶，在英国拍出了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尽管当地媒体赞誉此举为“瓷器爱国主义”，但国人却认为这是“豪掷”。由此可见一斑，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文化遗产保护一旦落入“非钱莫入”的怪圈，对于一些寂寞的文化而言，无疑是加速走向死亡。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曾在某个时刻丰盈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值得仰望，值得敬畏，如果一旦流逝，它将再无重现可能。

基于这样的希冀，更多的遥望方式可待借鉴。比如慈溪达蓬山下的中国石窗文化园，这里安放着全国各地爱好者抢救下来的石窗，宁波一位企业家为他们提供了这块集中展示的场地。还有像国外，许多大企业设立文化遗产基金，让更多、更专业的民间人士一起参与保护。这些遥望，与利益很远，与责任很近。

遥望文化遗产，浙商作为值得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