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封建的避讳陋习，使有些本来是同一个字，而在不同朝代的书籍中却成了不同的字，同一个人，而在不同朝代却出现两个名字，同一个地方，而在不同朝代却出现两个地名，这就给后人阅读和利用古文献带来很多困难，可见避讳的流弊确实不少。但我们反而利用之，却又可为古书的辩伪、考古的断代、版本和字画的鉴别提供较为可靠的证据，例如《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一卷黄庭坚正书《千字文》，写得很有些貌似，但因其中一个音字（南宋孝宗名）避了讳，因此可以肯定它绝不是黄庭坚书，而是南宋人的仿书。《石渠宝笈》的“学诗堂”中著录的马和之的作品就达十四卷之多，都写明了是宋高宗书马和之画。有的是真迹，有的还可以商榷，尤其是字，问题更为明显，如《豳风图》卷，诗文中的靓字因避讳缺末笔，可以证明此诗绝非宋高宗赵构所书，因为赵构绝不会避他自己的讳；《节南山之什图》卷，诗文中的“眘”字缺笔避讳，更可证明此诗决非赵构所书，因为赵构是不会预先就避他儿子宋孝宗赵眘的讳，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可见这两个图卷的字绝不是赵构所书。传宋高宗赵构临唐虞世南《千字文》，旧称唐虞世南书《千字文》，因是临唐人书，所以其中唐讳一仍其旧，宋讳倒反而不避。如果不从书法风格上来区别，只死扣避讳相结合这一点，就要真以为是唐人墨迹了，宋无名氏书《景福殿赋》卷，旧称为唐孙过庭书，但其中北宋讳“曙”、“让”二字，南宋讳“构”字都缺笔。而唐讳“渊”字未讳，只“民”字又改书同义字“人”。大概是当时此文从唐代抄本上录下，没有把唐讳字改正过来的缘故。

至于应避讳而不避，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大都是无心遗漏了的。如北宋苏轼书《民师帖》未避“玄”字来讳；宋摹恺他之《洛神赋》上书文，避“曙”而未避“玄”字；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卷，未避“敬”讳字，而宋代为避此“祖敬”嫌名讳，把镜子改称为“照子”，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了，但偏偏他在行文时却把它忘了。宋绍兴二十三年御书院行书《千字文》册，《石渠宝笈初编》误定为宋高宗书，其中应讳未讳的有“桓”、“垢”、“朗”三字，此册本来讳嫌名特多，却又把这几个字遗漏了。以上各件书画，从本身及其它方面来论断，都应是真宋迹无疑，但在讳笔上都有失误，同时有些官方明定可以不讳的条例，如：双久不讳．已祧（万世以上的的皇帝相宗）不讳，等等。但一些书写者为了加倍讨好，还是照避。例如唐讳中的“世民”两字，仍大都避去。已祧不讳，信守的更少。类似上面的情况所见还不少。说明依据避讳字来鉴别古字画时必须结合其它的旁证，若只死抠避讳这一点，有时也会把真本认作为本。但是我们利用迟讳现象鉴别古字画时，必须注意以下二点：

1．异代同讳字的鉴别

两代或数代避讳同一个字的情况，称异代同讳。如汉文帝名恒，唐穆宗、宋高真宗亦名恒；汉灵帝名宏，后魏孝文帝亦名宏；汉殇帝名隆，唐玄宗名隆基；后魏献文帝名弘，唐高宗太子亦名弘，宋太祖之父名弘殷，清高宗名弘历；宋讳玄，清亦讳吉等。这种情况很多，因此在鉴别字画时，要利用工具书并结合原书提供的条件，澄清为何代讳字。

2．异体字与避讳字的鉴别

在古书中常会遇到异体字的情况，即某个字的不同写法，有时刚好同某避讳字的写法相同，对这种偶然的巧合容易使人误为是避讳现象。如清宣宗旻宁，因避讳缺笔将“率”写作“疎”，或改易为“輗”，而古书中常能见到“寜”写作“觕”或“輗”。遇到这种情况，究竟是异体字，还是避讳字，在鉴定字画时还要根据其它条件加以辨清。

（二）错讹字

错讹字大都是写者在临摹抄录前人原来之句，看错了笔画而误书，甚至有书不成字；作者是写自己作的诗文时，也有偶然粗心大意而误写的。这两者同是错字，但原因不一样，所以遇到时要区别对待。前者如唐柳公权书《兰亭诗》卷，其中：“伐木”二字误书成“代木”，“夫子”书成“先子”。“代木”之讹是显然不通，而谢安诗中称孔“夫子”为他的“先子”，那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想来柳公权连夫子、先子都辩不清，是绝不可能的。此卷之非柳书，在这一点上就了看出来。后者如唐寅画《桐山图》卷，论画法和款字都是真迹，但自题诗中把“钓”字误写为“钩”字，这定是他一时疏忽所致。唐寅此种毛病曾不止出现过一次，可见此人既性急又马虎，从不检查就拿出去，所以会常出这样的错误。其它如祝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法中，有时也能见到误字。碰到了这种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不能笼统尽以伪本视之。

（三）文句中乖谬不通之处

书法墨迹或题跋中，有些臆造乖谬的事迹内容或极不通顺的文句，不可能出于其人之手，经过考核，看出破绽，就能断定作品的真伪。如宋高宗赵构墨敕卷有关梁汝嘉事，全部荒诞失实。再如文征明行书《醉翁亭记》册后文嘉一跋云：右《醉翁亭记》乃家君庚子岁书，时方七十一岁，故笔墨精妙士。此。今已逾十八年矣，虽法老苍，然精神终不逮此矣。嘉靖己未六月嘉记。

以儿子批评他父亲的书法“精神终不逮此”，已觉不合，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从无发如此言论的。在“七十一岁”上加一“方”字，更觉可笑，岂是文嘉这样的文人能写得出来的，《醉翁亭记》的真伪可想而知了。

臆造款题的伪本中，有时还在年号、干支和生卒年岁上出岔子。李公麟《九歌图》上，竟书有南宋理宗“宝庆”年号，后于李氏去世之年达一百二十多年。又上海文明书局影印文征明书《西厢记曲词》册的年款是“嘉靖己未六月片又二日”，离他去世的日期（那年二月二十日）已过了好几个月了。不过要注意，有时作者自己也会把干支误写，以致使那件作品推前或退后，甚至成为那个书画家死后所作。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清刘彦冲仿黄鹤山《樵山水》轴，从画法、款字上看确实是真迹无疑，而自题作于“庚戌（道光三十年）四月”，据其弟子顾于长所撰记文，那时刘彦冲已经死了三年了，这个矛盾只能认为那是刘氏自己误书于支，而决不是出于伪造。

在旧社会中，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做坏事，伪造一些假的东西会受“阴司”的谴责，作伪者就故意在上面露出一点破绽，以此表示，我不是有意骗你，鉴定者看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糊涂，与我无涉，以为之样就可以避免“阴谴”。这种例子所在多有，绝不是作伪者偶然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