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本，是指明代福建建阳地区刊刻的书籍，更确切地说，则专指崇化坊这一书肆比较集中区域而言。是坊刻本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明代建阳书坊称为“书林”、“建邑书林”，建阳亦称“潭阳”，所以也有称之为“潭阳书林”、“潭邑书林”，或“闽建书林”，都说明是建阳刊刻的版本。据资料统计，明代建阳地区有姓名可考的刻书家有：余、刘、肖、熊、叶、陈、黄等约１３０余家；书肆约６０多个；经营刻书达６５０余种，这足以说明，明代建阳刻书事业蓬勃发展的盛况，足可超越前代。

《红拂记》全称是《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红拂记》，明万历年书林肖腾鸿师俭堂刻本。《红拂记》是明代张凤翼根据唐人张说的《虬髯客传》小说及孟柒《本事诗》中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两个故事糅合而成，以唐代李靖与红拂女相爱私奔的情节故事贯穿其间。张凤翼（１５２７—１６１３）是明代著名的词曲家，书画皆能，工行楷、善倚声，尝撰数种传奇流行，《红拂记》为其中之一。张凤翼还是一位戏曲音乐改革家，他在把昆腔搬上舞台的革新事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红拂记》的评论者是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松江华亭人，字仲醇，号眉公，工诗善文，短翰小词，皆极风致，精书画，收藏极富，名重当时，为博雅领袖，陈继儒编注、评校过的书籍很多，极受读书人的重视，《红拂记》是其中的一种。

肖腾鸿的师俭堂，是明代建阳地区著名的书肆。据《肖氏族谱》记载，肖腾鸿，字庆云，生于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其叔肖鸣盛，字儆韦，生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卒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又载，建阳肖氏元末时定居在建阳城崇化里书坊从事刊刻书藉的事业，到了明嘉靖以后逐渐兴盛起来，而肖鸣盛、肖腾鸿经营的师俭堂，尤其在刊刻戏曲小说方面的成就特别突出。肖腾鸿不但是一位出版家，而且工绘画，精雕镌，作品允称精良，深受后世重视。《红拂记》以外，还有《新刻太医院校正痘诊医镜》以及著名的陈继儒批评《六合同春》，这些著名的古藉都是现在收藏家寻觅的善本中的精品。

师俭堂刻本《红拂记》是能够搬演到舞台的传奇剧本，全部内容析为三十四出，各种曲牌共一百八十阕，生、旦、净、末诸色俱备（没有丑角），唱词文雅优美，如第一出“开场”，“末”问道：“试问后房子弟，今日搬演谁家故事，哪本传奇？”（内）应云：“今日试演一本李卫公红拂记。”（末）云：“原来这本传奇，听我道家门几句，便见戏文大意。”唱《凤凰台上忆吹萧》：“李靖人豪，张姬女侠，相逢似水如鱼，喜私奔出境，灵石停车，偶见虬髯相遇。谈笑处，意惬情舒觇真主，扶王定霸，各自踌躇。须臾西京兵起，把佳人惊走，野外驰驱，遇乐昌夫妇，合镜安居，付红拂徐郎上道，到海上坐展雄图，功成日，同归完聚，列土分符。”故事的梗概通过剧中的角色，给了观众一个明白交待。此书的精妙之处，还在于配有十幅细腻入微的插图版画。

明代建阳刻书以及插图版画一向以古朴风格而著称。万历以后，版画雕镌艺术出现了新局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吸收了徽派、金陵派的版画风格而朝着工细、活泼、精整的方向发展，版画的设计也改变了上图下文式的传统形式，出现了一种全幅大叶或者双面连式的版面而令人刮目相看。这种情况在师俭堂刻《红拂记》中表露的十分突出。第一出“杖策渡江”配的插图为双面连式，由蔡元勋绘、镌。考蔡元勋，又名蔡汝左，明万历新安人，字元勋，号冲寰，以字行，工画，亦善镌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工艺家，他曾参与陈继儒评《六合同春》的刊刻工作，也曾自绘自刻过徐肃颖《丹桂记》两卷，又与丁云泉合绘并与刘次泉合刻过黄凤梧辑《唐诗画谱》三卷。蔡元勋是明代中晚期以来闽建版画艺术的杰出人物之一，但历来的版画史研究中多所忽略，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突出的艺术地位，拓宽现在的研究领域。肖腾鸿的雕版艺术风格是精到老辣，执刀如笔，游刃有余，细微之处密不透风，并大胆地把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皴法运用到雕版艺术中，这种合理合度的借鉴使得版画这一艺术门类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最后，讲一下师俭堂《红拂记》的存世情况，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有１部，现珍藏在国家图书馆，笔者介绍的是第二部。当然《红拂记》其他版本还是很多的，如：乾隆十三年修文堂的《六合同春》丛书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六十种曲》本；明汪氏玩虎轩本；明容与堂本；明末凌蒙初朱墨本；明陈氏继志斋本，等等。版本的不同，价值也不同。肖腾鸿师俭堂本《红拂记》的价值，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１、保存了明万历时期能够搬演到舞台的传奇剧本中昆腔史料，为治戏曲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真实的资料。这是它的文献价值。２、明代建本中的插图版画，在整个明后期版画艺术推陈出新的改革中，曾大胆地借鉴了徽派、金陵派艺术风格，使得传统的古朴深厚的地方特色逐渐走向人们喜闻乐见的精丽工整一路，这是一种改革的实践，是版画艺术的发展方向与社会需求趋势相结合的可喜探索，并取得人们所认同的成果，这是它的艺术价值。３、中国现存古籍浩如烟海，对待明代建本古藉的认识有待于人们调整视角，开阔思路，把地方刻书之所以形成的地方特色放在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下用发展的眼光加以考察，就会自然地得出结论：在中国版刻史上，明代建本古籍是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