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家具，同中国古代其它艺术品一样，其历史文化艺术底蕴以及典雅的实用功能，令人回味不尽。

　　从宋代始，中国人已从席地而坐变为垂足而坐。但由于宋人在园林和室内陈设上讲求与自然的亲和，因此在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革新方面，没有大的进展，直至明代才开始在富庶的江南普遍发展起来。明代江南的富商、地主、官宦，喜欢以资助艺术创作、收购艺术品，甚至宴请供养等方式结交艺术家。为此，他们自觉改善自我形象，不惜金钱来营造带有书卷气的典雅环境。同时，文人也将自己的文才巧思奉献出来，使得明代家具以其空灵优雅的造型、古朴精致的纹饰。成为中国古典家具史上的经典作品。

　　清中期以后，中国各类传统艺术品，无论制作的工艺，还是设计的构思，都象这个王朝一样，渐入末途。清末以来的连年战争使工匠最终失去了创造艺术的那份安逸的心境。另一方面，传统家具始终不曾被古玩商列为主要经营项目，而仅作为陈设。清末明初，新贵和年轻商人追求时髦，开始选用西洋家具。这一风气甚至影响到末代皇帝溥仪、曲阜孔庙的主人衍圣公。

　　至民国，古典家具开始受到一些西方人和中国建筑学家的重视。年轻学者艾克与梁思成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营造学社”。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陈设于园林的明代家具吸引了艾克，他开始收集和研究明代家具。在杨耀先生的协助下，艾克出版了第一部介绍中国古典家具的著作《明代黄花梨家图考》。此书虽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但在西方影响不小，西方人开始大量地收购、搜集中国明清家具，运往海外。

　　西方人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将中国的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而中国本土的古典家具的价格，却已跌落到了历史最低点。到了70年代末，古董家具收藏最丰的北京硬木家具厂，因为开支困难，向全国的艺术团体和国家机关推销该厂30年来的收藏珍品，然而问津者寥寥。不久，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出版，在港台地区发行了数千册，导致港台收藏家涌入大陆搜觅明清家具。当时大陆根本没有古典家具市场，大陆的古玩商们也不清楚古典家具在国际上的价格。港台收藏家开出的价码，极大地激发了大陆家具商的热情。他们深入到江浙晋冀陕等省的城乡，到每一间旧宅老户内搜寻，以极低的价格搬走黄花梨、红木、乌木、鸡翅木等明清家具。当古玩商象篦头发似地从南向北篦了一遍后，明清家具的价格暴涨了近10倍。天津古董市场上一对红木太师椅的行市，半年间从几十元人民币升为几百、上千元。

　　在古董家具外流的高潮中，国内的收藏家也开始了古典家具的收藏。首先吸引国人的是迅速上升的价格，它上升的速度，接近和超过了书画和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古典家具除了保值，还能使人感受一下古代文人“笑倚东窗白玉床”的情致。但国有限的购买力，没有改变家具的销售方向。最精美的古典家具源不断地运往海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清家具的交易成为古玩买卖中重头戏。

　　20世纪50年代王世襄等文物专家参与制定了关于紫檀、黄花梨等明式家具不得出口的法律规定。1985年家具外流高潮时，王先生再一次向文物部门呼吁，而家具商贩完全无视此规定。一件紫檀条桌在海外拍卖价高达32.5万美元，相当于270万人民币。海内外价格间的差距，已无法阻止中国古典家具的外流。一些对古典家具有研究的年轻专家和商家，凭借眼力和勤快，向海外收藏家提供专业的指导和上乘的货色。80年代末香港收藏家徐展堂在其私人博物馆开识了“紫檀家具展室”，另一位香港收藏家叶承耀在四五年里从大陆和海外市场收进了80余件明式黄花梨家具。

　　1985年后，市场偏好苏作、广作、京作的明式家具，至80年代末由于市场硬木家具货源减少，江苏、安徽、浙江、山西以及福建泉州、厦门的明式柴木家具，成为向外倾销的主要对象。至90年代初这类极具中国民俗风味的民间家具开始走入纽约、伦敦、香港等地的国际拍卖行，约占每场拍卖的古董家具的30％以上。

　　台湾古典家具商近年颇具气势地从大陆大量进口明清家具。每周都有十几件运往台湾各地。一些台湾商人在大陆设厂收货修复，拉回台湾后举办专业讲座，煽情促销。台湾人开始讲求陈设古董家具，显露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艺术的理解。台湾百姓的这种需求，使台湾的家具行急速发展，出现了进货过度，质量也是平平者居多。

　　海外家具市场的价格低迷，直接影响了大陆的家具行情，拍卖会上多数家具低价拍出。嘉德举办的“清水山房藏明清家具”的专场拍卖，原总估价超过1000万元，实际成交额仅400万元。而拍卖的家具都是中国明清两代家具中的经典之作，无论年代、造型、材质均属上乘。从中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古典家具的兴趣但吸纳力较西方人尚有很大距离。于是，一些专家指出，在各种传统收藏品中，如书画、陶瓷、文玩等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古董家具仍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存在着巨大的差额，未来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应是颇具潜力的投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