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日用家具和建筑的关系极为密切。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房屋室内空间的加大以及起居习俗的变化，人们改变了席地起居的习俗，在南北朝时已出现了高形坐具，唐代更出现了高形的桌、椅和屏风等新型家具；这些家具经五代到宋逐渐定型化，丰富多采的明式家具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新型家具的制造，往往借鉴于当时已广泛流行的建筑木作技术。西安唐代天宝十五年高元硅墓壁画中所绘的大型椅子，椅背结构正是借用了木作斗麒的作法，在左右两侧立柱头上置栌斗，上托搭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迟至北宋，由钜鹿宋城遗址获得的木制桌、椅那种早期的梁柱式框架结构，仍可清楚地看出其所受建筑木作技术的影响。因此一些建筑木作中的名词，也就自然地被移用于家具上，并且沿袭使用下来。到明清时期，有些名词仍旧广泛使用，但其渊源关系却早巳被世人所遗忘。但是如果我们沿家具发展变化的轨迹追溯上去，从文物制度的角度去探究其渊源，则不但能弄清原来的含义，还能获得不少古代家具与古代建筑关系的值得注意的线索，有助于中国古代家具史的研究。“束腰”和“托腮”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这两个名词直到今天北京家具匠师仍广泛使用，更常见于清代匠作则例之中，但其确切含义已经长期得不到解释。“束腰”指家具上一个收缩部分，一般位在面板边框和牙条之间，形象明显，其义易解。“托腮”指束腰和牙条之间的台层。它所承托的明明是“腰”而不是“腮”，故“托腮”之名，其义费解。

　　话还需要从束腰谈起。

　　大体说来，传统家具可以分为无束腰和有束腰两大体系。凡有束腰的家具，一般足下端都有增大或兜转部分，名日“马蹄”。束腰与马蹄二者密切相联，可以视为传统家具的一种造形规律。

　　德人艾克（GEcke）在所著《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考》中提出有马蹄的桌几渊源于唐宋流行的壶门台座。由于壶门的简化，牙脚的敛缩，蜕存在足端的遗迹便是马蹄。此说已为多数论者所接受。惟束腰和马蹄密切相联，艾克对束腰的渊源未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们如果从家具与建筑木作的关系的角度着眼，就可以找到它的渊源。家具的束腰渊源于须弥座，而须弥座实际上就是大型的壶门台座。

　　早期的须弥座如云岗石窟的北魏浮雕塔基，敦煌唐代洞窟中的龛座、五代王建墓的棺床等，它们中间都有一个收缩部分，由此向外宽出的各层，线脚也比较简单。至宋代常把须弥座用作建筑的台基。据《营造法式》，其形制有简有繁。简者如《石作制度》中的“殿阶基”，繁者如《砖作制度》中的“须弥座”，高十三砖，分九层，各层名称不同，线脚及雕饰亦异，不过二者在中间收缩部分立柱分格，格中平列壶门，做法则是一致的。

　　《营造法式》卷三“殿阶基”条原文是：“造殿阶基之制：长随间广，其广随间深，阶头随柱心外阶之广。以石段长三尺，广二尺，厚六寸。四周并迭涩，坐【座】数令高五尺，下施土衬石。其迭涩每层露棱五寸，束腰露身一尺，用隔身版柱，柱内平面作起突壶门造。”它开列部位名称及尺寸不够详尽，故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图注》称“《法式》卷三‘殿阶基’条制不详”，亦未为制图。但此条已足够使我们知道其形制和早期须弥座相差不大。宋代实例也有与此相似的，如正定开元寺大殿的须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