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王肃注：“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见刘宝楠《论语正义》）。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十三经概论》）。

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义相同。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论语集注》）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迷惘。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当从前解。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包咸注：“讷，迟钝也。言欲迟而行欲疾。”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论语》中尚有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德不孤，必有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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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夜。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予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说苑·尊贤》记孔子言曰：“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也……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大戴礼记·五帝德》：“子曰：‘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也即此章义。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论语集注》）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卫大夫。“文”是他的谥。朱熹注：“凡人性敏多学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论语集注》）又说：“古人谥法甚宽”，“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此节此一惠，则敏学下问，亦是它好处”足见孔子“宽肠大度，所以责人也宽”（《朱子语类》卷二九）。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礼记·表记》）

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朱熹注：“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则释此句为：“谓以礼敬事鬼神也”（《论语正义》）。《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结合上述孔子告樊迟语，可看出孔子持与夏人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并教樊迟从周道。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又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