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制度层面,看看每个人的个人行为。 “炮灰”文化下被进行思想灌输出来的人们,首先缺乏个人独立意识和个人福利意识。 因此,总是要倾向于做“炮灰”。 而没有人是铁打的。 一个发挥正常功能的工作者,需要合理的饮食、适当的睡眠、一定标准的工作条件、定时的休息和运动、学习与提升、及时的医疗等等。 工作过度的人很容易伤害自己,或者受到工作的伤害,从而缩短自己的劳动寿命。
《国富论》从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工业**后的初期,由于工人工资较高,于是就出现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情景:“诚然,有些工人如果能在四天之内就可以赚到维持他们一星期的生活费的话,他们在那三天里就不工作。 但是,大多数工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当工人的工工资是用非常丰厚的计件工资时,往往会劳动过度,在几年之内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在伦敦以及一些**地方,据说一个木匠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八年以上。”
也就是说,早在18世纪,经济学开始的时候,就注意到工人的工作年限,以及与工作年限相关的个人财富创造、国家财富创造。 而到了20世纪,各国和各企业在经历了无数的痛苦教训之后,才开始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并且主动关注员工的健康,以及技能增长。 比如说,现在很多大企业进行大量的投资,加强员工的教育培训。 他们意识到,教育培训一方面能够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员工流向其它企业,那么其它企业受过相应在职培训的人同样也会流过来,因此也不亏。 而在一个**中,这种在职培训成为各个企业的普遍现象的时候,那么这个**在世界的市场竞争力和人才竞争力就会明显提升。
但是,“炮灰”文化中,不去考虑个人的问题,人们只看到所谓的经济总量增长。于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的出口加工工业,在1990年代实现了迅猛发展。 有的人可能见证了当时广东等沿海地区“热火朝天”的扩张情景。 无数的加工工厂就在条件简陋的厂房中开工,然后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 而农民工在城市大多从事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工作,而且居住条件普遍很差。 由于医疗费用高,他们只能是能扛就扛,能拖就拖,实现不行才会买一些价格高昂的药品,而只有遇到工伤的时候,采取看急诊。有关调查显示,有40%左右的农民工在带病上岗。 如果分析影响他们健康的原因:首先是长时间、超强度的工作,据说有的学校学生暑假去广东实习打工,做这些高强度的工作,结果导致好几个人猝死。 其次,是他们工作的环境,缺乏足够的工作环境保护; 第三,居住条件,居住过于拥挤,条件极其简陋; 第四,营养缺乏,缺乏食品安全: 我在广东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他们吃的食物。 当时,真是感觉到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经过极其艰苦的工作,或者极强的体力劳动,吃的就是糙米、廉价青菜和少许的肥肉。
对于农民来说,“血汗工厂”比起奴隶制度,当然是一个质的飞跃。 但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可以更好一点。 先不说这些企业老板水平如何,首先应当有最起码的人性和同情心。 老板少买一辆奔驰车,换成帕萨特也是一样的开,而一个工厂工人的居住条件就能明显改善;少去唱歌、喝酒、奢侈消费,工人的工作条件就能明显改善,老板自己也就有了时间回家读读书,充充电,企业也就有了升级发展的空间。 那么,今天也就不会有这么多老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工厂关门。 工厂关门之后,很多老板也就剩下点房子,哪天房价一跌下来,又回归“贫穷”,一无所有。 当人把**人当成“炮灰”的时候,往往到最后自己也成了“炮灰”。
农民工的“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耗尽。 从9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两个10年了。 如果英国木匠不能精力充沛地连续工作8年,那么就算是中国农民工的体质和耐力比英国木匠好得多,可以在更沉重工作的压力下工作10年,那么也就意味着60年代初-80年代初出生的农民工的潜力已经耗尽了。 到80年代之后,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广泛推行开来,而且他们普遍受到相对不错的教育,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意识和个**/利意识。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开始选择了更加正确的价值观,宁愿在家里“啃老”,也不做“炮灰”。 虽然“啃老”是不对的,但是相对于做“炮灰”,还是一个进步。 因此,从企业老板到一些中层经理,经常或者是“循循善诱”,或者是“口诛笔伐”80后,希望他们能够听自己的话,为自己服务。 但是,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明显。(当然,80后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谁没有很大的问题呢) 于是,在出口加工企业已经明显减少的情况下,“用工荒”仍然在发生,并且从沿海深入到内地。 这个现象说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转折点已经开始,过去的经济模式迅速变得难以为继。
同时,以前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各个新闻都在报道,目前我国职业健康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职业病发病人数年年递增。不少岗位的工作环境令人担忧,一些企业并没有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前不久为了证明自己得了职业病不惜开胸验肺的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介绍了当时的工作环境:粉尘都挺大的。干破碎工的时候能见度不到两米,在那工作三年多都有粉尘接触。就是简单的过滤纸口罩,也没有什么防尘效果、防尘措施。 当时不知道危害,要是知道了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去做的。企业也没有告诉后果。在那工作三年,做了三次体检也不知道结果。 张海超与**很多人相比,还算是幸运的。媒体报道过, 2004年重庆市万州区石龙乡的农民蒲自炳和另外十几名打工者因在温州市一矿石研磨厂打工期间患上矽肺病,被当地劳动局认定为伤残四级。5年来他们做过各种努力,依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金,而在这5年维权路上已经有7人死去。现在已经60岁的蒲自炳体重只有100斤,身体非常虚弱,家中已经一贫如洗,每天还要花30多元买药吃。蒲自炳说,他觉得得这个病相当于判了死刑。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才能得到合理的赔偿,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但他还在坚持。
尽管张海超得的职业病已经确认,但赔偿金还没有拿到。他现在在家中仅仅依靠简单的药物治疗,等拿到赔偿金后才能去医院。在采访的过程中能听到他不断地咳嗽。他在维权过程中也感受颇深:“全国那么多农民工都一直没有去诊断,第一个就是相关部门卡住了他们的材料,到诊断部门没有材料就不能接受诊断。这段时间我也看了,不止是郑州市职防所作出了误诊,全国很多诊断机构都能做出误诊,是故意误诊的还是**什么原因?这个现在很难说。我的事拖了两年多,媒体关注这么大才解决。我看有的人为这个事已经跑了7、8年,还没有个结果,我已经是幸运的了。法律上的程序时间也有点长,有的人等不到那个时候,人已经不在了。”
出了问题的不仅仅是农民工,还有近年来**上鼓吹羡慕的“中产阶级”。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经济》中有一则消息名为《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 文中说,中国 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本和韩国。随着加班的“普及”,年轻人死在办公室的例子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比日本和韩国人工作时间都长,然后,让多出来的工作时间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垮很多中国人? 这就是生产导向型的“炮灰”文化的结果。 大多数中国人的压力太大了,从出生到死亡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人们为了赚钱,就得找好工作,那么就得上好大学;为了上好大学,就要上好的中学、好的小学、甚至好的幼儿园、好的胎教。然后,人们只能拼死拼活地工作赚钱,而且就是这样工作,也经常无法维持生活所需。
我今年38岁,但是我的同学中,从几年前就有人开始故去。 大多数的30多岁的朋友,虽然大都是有较强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士,但是他们的身体状况却难以乐观。 他们的特点是,或者骨瘦如柴,或者明显肥胖。 明显肥胖的人往往就是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 他们相对来说还好一点,更让我担心的是骨瘦如柴的。 一个朋友今年34岁,已经非常瘦,到了冬天很容易咳嗽,这些都是抵抗力已经很低的表现。 我经常跟他说,要锻炼身体、要锻炼身体,但是他为了公司的事情,总是在奔忙。 再加上孩子、父母等因素,难以停下来。 我总是在想,就这样的身体状况,大家在面对更大压力、更困难时期的时候,能应付的过去吗? 难道中国人真是“要钱不要命”的民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