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湾通史》载，咸丰三年（1853年），台湾府将库存的几十万两银元宝，改铸成“寿星”、“花篮”（或称“如意”）、“剑称”（或称“笔宝”）3种银饼。20世纪60年代，台南一位银楼商人仿制过这3种银饼，售出多枚，并销到美国，其仿制的品相之佳，在海外的拍卖会上曾多次被误认为真品。

　　真品笔宝银饼与仿品笔宝银饼，有多处存在差异。先从汉字的书法上看，仿品的通病是只能仿其形，而根本达不到真品的神韵。因仿者都是在极力仿效他人，其用笔往往哆哆嗦嗦，功力更达不到，所以其“书法”的线条多显迟顿，肥而不畅，缺乏运笔时的速度和力度，更没有真品字体的书法灵性。如仿品“库”字中的竖太弯曲无力，“足”字太肥，“六”、“八”字的捺笔无书法上的所谓“笔锋”。此伪品还打上了“验戳”，纯属唬人。

　　漳州军饷“国姓大木”银饼

　　漳州，今福建漳浦，我国早期重要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后来厦门港兴起后，渐为其所取代。

　　郑成功（1624-1662年），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弘光时监生。永历十五年（1661年），他率领将士数万人自厦门出发，经澎湖，一举收复台湾。

　　由此可知，银饼所铸的背景，与郑成功攻打台湾筹措军饷不无关系。银饼上所印铸的“漳州”、“厦门”、“国姓”、“大木”都与郑成功密不可分，此币占尽了当时“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大背景。所以，郭沫若先生解花押为“国姓大木”已无可非议。正面的花押，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4个字的笔意，线条流畅，连笔自然，粗细得体，一气呵成。底章有铸压痕迹，有戳记。

　　仿品花押线条游弱无力，结构松散，失去了行气。“饷”字右侧“向”的连接处，已大失关联，没了生机。且此类伪品在市面上偶有所见，一般底章光洁，银质泛新，且无任何戳记。

　　广东七三番版银币

　　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银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套“龙洋”。此种币重超过了一般银币，有27.2克，其意欲将外国银元驱逐出中国流通领域。此善意之举，行用时却遭藏而不通之遇（因枚重大于他币，商民多进而不出，反有碍于货币流通）。又因其正面“光绪元宝”（此币文为当朝金石名家吴大澄所书）外围，与后来的七二番版样币一样，铸上了英文字母。据两广总督张之洞《请准令汇丰银行代铸银元折》载：“试铸行银元库平七钱三分。”后改铸七钱二分。是年十一月初五户部尚书张之万等《汇丰银行代铸银元请允准试办折》载：“该督送到大小银元内所印洋文，自系为中外商民行使均易辨认起见。惟将洋文列于中国年号之内，体制尚有未合，应请饬令该督将洋文改錾蟠龙之外……”故该币发行量少。今藏市已极难求得真品，伪品却与日俱增。

　　仿品七三番版，银色泛白，其表层黑色附着物显为后涂之作，而非自身所出。此品仿制水平较高，文字书法、龙纹云饰、中心满文和英文粗细笔等都近乎逼真。然而，这些都不能掩饰其今银伪锈的本来面目。

　　浙江魏体七钱二分

　　近代银币的汉文书法艺术千姿百态，名家辈出，为我国钱币书法艺术中的奇葩。然而在诸多的币文书写中，魏碑体书法风格入货币钱文者仅此一种。浙江省造魏体光绪元宝，相传币文出自清末浙江绍兴书法家陶浚宣之手，其笔意劲健，刚直不阿之气跃然其间，结构方正凝重，意态跌宕万端，为龙洋无上精品。

　　浙江魏体七钱二分银币有两种版别：图4A真品正面“光绪元宝”的两边为七点花，另外，董文超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金银货币通览近代金银币章卷》中，刊有一枚此处为十字花。

　　仿品书法与制作水平较高，但仍有破绽：“浙”字“扌”钩部柔弱无力，“光”字的上中竖及下两笔都显肥而臃肿呆滞，“光”、“元”二字的撇角处均呈尖形，而真币为方形收笔；中心“光绪元宝”满文拉长而松散，行气顿失；背面龙纹木讷生硬，没有飘逸之神韵。

　　陕西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陕西巡抚魏光焘奏请在西安设局铸银元，后于五月十七日委托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代制5种币值银币的钢模，订购该厂造币设备，包括大小5种银币的冲压机、工作母机和碾片机各一台。设备运往西安时，正遇清廷下令裁撤该省银元局，故陕西并未开铸银元，存世仅有样币。喜敦厂内留有10套样币。5种币值的银币均只有一种版别。

　　“陕西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字字雄健有力，潇洒自如，中心满文流畅规范，布局严谨，大有“多一点而显绸密，少一丝而显稀疏”之感。边缘齿饰及内层珠圈紧凑而浑然一体，里应外合相互映托；背面飞龙灵动，舞风弄云之姿威武壮观，气势磅礴；周围英文粗细笔走势明显，挺峻异常，高深莫测；从照片的字里行间的暗影里，便可看出该币制作的精湛程度，此乃银元的金、银、铜等材质样币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