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属釉下彩瓷。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原始青花瓷于唐宋已见端倪，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衍生品种。而在青花瓷器的发展历史中，属于青花瓷空白期发展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虽说是因为战乱而有所影响，但整体工艺却有所提升，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呢？别急，下面跟着瓷库中国专家沈教授一起来翻阅明朝空白期瓷器发展的一页。

图：青花瓷鼎状碧螺春茶叶罐（定制）

官窑烧造情况：

三朝官窑瓷器，但烧瓷的文献记载表明此时御窑厂一直是烟火袅袅，窑事不断：

“正统六年五月巳亥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明英宗实录》）

“……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卷八十二）

“正统九年庚戌，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指挥杖其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英宗实录》）

“正统元年奏准，供用库瓷坛，每岁只派七百五十个。景泰五年奏准，光禄寺日进、月进内库，并赏内外官瓶、坛，俱令尽数送寺备用，量减岁造三分之一。天顺三年奏准，光禄寺素白瓷、龙凤碗碟，减造十分之四。”（《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

“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天顺元年）仍委中官烧造。 ”（《浮梁县志》卷四）

“（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江西大志陶书》）

“天顺八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

以上史料揭示，三朝官窑一直窑火不断，只是在个别年份有所减烧，但并未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一度停烧”“由于朝廷严禁烧造各种瓷器，景德镇瓷器生产直落而下，官窑停烧，民窑也受到打击和限制。”

但上引史料有两处被认为是表明官窑停烧者：一为“正统初罢”，二为“（天顺八年）悉皆停止”。其实这是误读所致：前者所“罢”的是“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而改由饶州地方官督陶，所罢者是督陶的原人选，非窑事也。同样，后者“悉皆停止”的也是“在彼烧造磁器”的“内官”（太监），而非烧瓷之事。为什么要罢督窑内官？《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四透露：“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磁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太监把持窑务是几乎伴随明代始终且挥之不去的痼疾，屡革屡起，此弊政在明末还酿成“激变良民”的“群体事件”。故罢撤督陶内官的诏令时下，如《孝宗实录》：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上曰：……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畏天恤民之意”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命取回饶州府督造磁器内官。”……

至于三朝官窑减烧的原因，有国力不济的无奈及节民力、彰俭德的姿态，而先朝遗存的大量未启用御器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这样庞大数量的御用瓷器在两三年后的正统朝将有多少遗存！另外，从元代开始由西亚传入的“大食窑”铜胎珐琅器，经明初永乐、宣德的发展，至景泰年其品质已相当精良，工艺品水平十分高超，被誉为“景泰蓝”。皇室对景泰蓝的偏好也导致了御窑瓷器生产的相对减少。但御窑瓷器减烧并不等于断烧，而且，由于量的减少，反而促使其质量和艺术水平的提升。(编辑:刘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