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壶的刻款和印款（一）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纪年可考紫砂壶壶，是明代嘉靖十二年吴经墓出土的提梁壶，但它上面没有任何款识印记。

关于壶款，特别是文人的署款，《阳羡砂壶图考》有这样的说法：“宜兴茗壶见赏于明季清初者，无不出于名工之手。其所赏者，壶之形质风格韵致耳。土夫间有代书款字，1所重者仍在壶不在款也。自清初曹廉让辈创为文人署款之举（杨晚研中允尝为陈鸣远捉刀，未尝自署名号），嘉、道之间陈曼生、郭频迦、江听香、高爽泉、查梅史、瞿子冶辈更盛行之，名工名士相得益彰，固属两美。”图考作者强调指出，文人在壶上的署款是从清初的曹廉让开始的，相沿至陈曼生等人。

据《阳羡茗壶系》记载：“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表明时大彬壶的款识有两种方法形成，即竹刀刻款和印记。时大彬能用这两种方法镌壶，他的徒弟以及晚明的其他紫砂壶艺人也有可能采用这两种方法。但《阳羨茗壶系》和《阳羡名陶录》中，关于款识的文字，则多为刻款而未及印记。可见，在明代中晚期的茶壶上多用刻款，且是用楷书写的，而较少印款。刻款的位置一般在壶底而不在壶身。典籍所述竹刀镌刻特征，但我们已试过多次，竹刀无法镌刻而只能划刻。

到清代，制壶人则多用印款，文人撰铭则用刻款，此时，印款与刻款同存。如属文人定制，壶底常有文人斋名、堂名、馆印款，壶身铭文用刻款，而制壶人则在壶盖内、把下或流下盖小印章。如属制壶人正常制作，又亲拟铭文，刻款和印款又会同时出现于壶身，印款或在壶底，或在壶身，如陈鸣远“南瓜壶”，印记刻款就在壶身。刻款一般用真行行草，也有用篆隶书，印记有阴文、阳文，大小不一。自“曼生壶”问世后，上述情况就更为普遍，日久也为广大紫砂壶艺人所接受、仿效，成为必不可少的工艺要求之一。最便宜的茶壶的盖上和底部，也多有印记存在。印记文字，一般有名字、斋名、别名、馆轩、室名、年份、得奖说明、制作说明等。

民国时期，一些艺人接受商人之邀，在宜兴、上海等地专门为商号制壶或仿制古董，所用印章常有商号商标，如金鼎、铁画轩，制壶者仅用小章钤在盖内或把下，抑或在底部镌刻“大彬”、“陈鸣远”的款或钤印，在盖内或把下钤作者小印，表示是仿作。顾景舟、裴石民和王寅春等人都这样行事过。印章中也有花押印，有图案无文字，也有过英文字母的，也有过满文与汉字在一起的印记。也有“中国宜兴”四方印章，或有花边纹，也仅有“宜兴紫砂壶”四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