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器是战国秦汉出土文物中常见的品种之一，据已有的考古材料可知，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明了漆器，如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曾清理出一件木碗，该碗腹部呈瓜棱形，圈足，内外涂有朱色涂料，经科学检测，该涂料即是生漆。据历史文献也可知我国用漆时间很早，《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虞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可见在远古时代，我国已经能制作和彩绘漆器了。

考古发现出土的漆器，其胎质有木、麻布、陶、铜、铁、角、皮、竹等许多种，其中多以木胎为其大宗。现在已知的战国、秦汉漆器均以木胎为主，再辅之以夹纻胎，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共出土近700件漆器，就其胎质而言，主要是木胎和夹纻胎两种。而铜胎漆器则没有发现。

铜胎漆器或称漆衣铜器，虽在战国已经出现，但远没有木胎或夹纻胎漆器那样普及和流行。通过考古发掘最早发现的铜胎漆器是1958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２号楚墓的左侧室中出土的两枚漆绘铜镜，其中一枚直径12.4厘米，厚0.1厘米，镜背在朱地上绘有黑、银灰、黄三色盘结在一起的虺纹；另一枚直径13.8厘米，厚0.2厘米，镜背有朱色绘制的云纹。这类漆绘铜镜，后来在湖北的楚墓中不断出现，例如1986年在江陵雨台山10号墓中就出土了一枚方格卷云纹漆衣铜方镜，该镜系铸制后彩绘而成。其背面在桥纽的四周，先以黑漆铺地，再在黑漆地上用红、黄两色漆绘方格纹和卷云纹，四周边环用红漆绘带纹，给人一种鲜艳靓丽的美感。又如1987年在荆门包山二号楚墓中出土了两枚漆衣铜镜，一枚是云龙纹漆衣铜镜，另一枚是凤纹漆衣铜方镜。前者用黑漆髹饰镜把，后者则在黑漆髹饰的同时，还用红、黄二色彩绘花纹，其中凤首红色，身羽黄色，勾连云纹则红、黄相间，显得绚丽多彩。

除了这种彩绘漆衣铜镜外，其他的铜胎漆器在战国尚不多见。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3号秦墓中出土了两件铜胎漆盒，一件底径9.2厘米，通高6.4厘米，另一件略大，底径9.8厘米，盖顶径7.4厘米，通高6.8厘米，这两件铜胎漆盒髹饰都是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素面。此外，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５号秦墓中也出土过一件铜胎漆匜，也仅在匜里髹黑漆而已，均显得比较朴实厚重。

铜胎漆器在汉初有较大的发展。据记载，早在1938年，在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西南地方的汉墓中，就出土了铜胎的漆鼎、漆壶、漆钫、漆甑等。而最精彩的汉代铜胎漆器要数广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铜胎漆筒、铜胎漆盆和彩绘铜胎漆壶。单以彩绘铜胎漆盆为例，高13.5厘米，口径50厘米，内底径44.5厘米，腹有四只衔环铺首。口沿、腹内、外壁均有漆绘。口沿绘的是菱形图案。腹内壁绘龙、鱼和卷云纹图案，腹外壁则绘人物故事画，以铺首为界，分成四组，各自成一画面，画中有奔马、异兽、有束发盘腿而坐的首领人物、手持长予的武士等，表现了人物格斗、侍立、奔走和与猛兽搏斗的场面。很显然，这已不是简单的彩绘，而是带有艺术性的创作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件铜胎漆器均以黑漆为主描绘图案或圈画，并不像大量出土于湖南、湖北楚汉墓中的木胎漆器那样用色红黑相间，绚丽多彩。

最近在台湾高雄一位从事古董收藏的蒋先生看到一件铜胎猫纹漆盂似可弥补这方面的缺憾。该盂高15厘米，口径27厘米，口缘宽2.5厘米。盂外底与外腹壁均髹以黑漆，口缘和内腹壁及内底先以黑漆作地，再漆绘不同的纹饰，其口沿绘一圈几何形图案，内腹壁上部绘一圈变形的交叉三角形图案，内腹壁下部和内底则在卷云纹的纹饰中相间地描绘了比较醒目的伏猫形象。其猫眼圆睁，髭须张列，四爪潜伏，猫尾长翘，形象和神态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君幸食”猫纹漆盘上所绘的图像基本相同。因此，如果此件铜胎猫纹漆盂不假的话，它应是西汉初年之物，而它的发现，正可给汉初铜胎漆器提供一件可与木胎漆器的彩绘比美的例证，所以特别难得。

有学者曾认为铜胎漆器出现于战国，到汉代才真正流行。这可能有点偏颇。就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有限的几批汉代铜胎漆器都出土于西汉墓中，西汉以降，则多见铜扣漆器而少有的铜胎漆器，这或许也说明，西汉以后，铜胎漆器就走向式微了。这也就是说，铜胎漆器毕竟不是流行物，而只是汉初某些地区，某些贵族之家特别喜用的器具而已。因为我们知道，铜胎漆器的出现主要是两个功用，其一是给颜色比较单调的青铜器加绘彩饰，使其更加华丽艳美。其二则是防止铜器的表面锈蚀，以使其经久耐用。而这两个功用对一般的青铜器使用者来说显然是一种奢侈。众所周知，青铜器的铸造在西汉已经明显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木胎为主的漆器，因此，处于衰落过程中的青铜器铸造业也就不太可能大量生产铜器漆器来流行于世。所以，铜胎漆器也就成了汉代漆器中的一个稀有品种而倍受漆器收藏家和研究者的青睐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