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包背装容易脱散的问题，一种新的装帧形制又在慢慢演进并逐步兴盛起来，这就是线装。顾名思义，所谓线装指的就是用线来装订书籍。中国什么时候懂得用线来装订书籍，说法不一，但通常都说是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确切。现藏于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颇有几件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年的遗籍，其装订办法：有的在书脊上端用线横索书背；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下端各打一透眼，然后用线绳穿眼横索书背，再引绳连穿下端透眼横索书背，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中下打三个透眼，然后逐一横索书脊，竖向连穿，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有的订线宛在，装帧完整；有的订线虽佚，但穿孔犹存。如S5534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订绳已佚，但穿线的一排三孔犹存。S5536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则是穿绳宛在，装式完好。S5646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北宋乾德七年(实为开宝二年，969)书写。其装帧就是在书脊内侧打三个透眼，用两股拧在一起的丝线绳横索书脊，并沿书脊竖穿横索，最后在中间透眼处打起蝴蝶结系死。这些实物以无可辩驳的资格证明，唐末五代及北宋初期的确流行过线装书籍。但多系民间草创，穿孔不定，形式不定。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四层主像胸腹部发现了辽代写、刻的僧俗典籍一批。该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因此这些典籍的写、刻当不晚于这一年。其中有一部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疏序》及《劝善文》的合订册，很能反映线装书籍的演变状况。当然前提是这件东西必须不是后世另放的。这件东西已是四眼装订，与现今流行的线装形制无甚不同。如果真切可靠，则可以肯定中国10-11世纪线装书籍已经定型。只不过是中间有几百年的断档，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又复兴起来。为什么已经兴起的装式又中断了呢?这个问题宋朝人有过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在其所著《墨庄漫录》卷四中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今属河南)人，是北宋嘉祐以前的人物。一生在朝为官，长期与编书写书打交道，所以对书的情况较熟悉，能道出书册缝缋与粘连的利弊得失。他的生活时代离北宋开国仅半个世纪，也证明唐末五代及北宋初年确曾流行过线装装式。但由于实践比较缝缋不如粘连，所以线装形式逐渐被放弃，蝴蝶装逐渐盛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