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位时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命玄奘在弘福寺翻译从印度取回的佛教经文，太宗制序表彰其事。高宗为太子及为帝时对《三藏圣教序记》刻石立碑先后有三种：1.褚遂良楷书，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立，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世称“雁塔圣教”。2.褚遂良书的临本，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立，在同州（陕西大荔），世称“同州圣教”。3.王行满楷书，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立，在河南偃师，世称“河南圣教”。后在咸享三年（公元672年）弘福寺为弘扬佛法和纪念玄奘在该寺翻译经文，在寺内又树碑立石，此碑也就是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上的字是弘福寺僧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刻成序、记文以及玄奘所译《心经》。立此碑的工作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8年）太宗皇帝在位、在世的前一年就开始了。历经24年之久而成。

　　当时在弘福寺立石树碑用何人之字？确实颇费一番心思，以笔者个人之见：一则，玄奘在弘福寺翻译经文是受命于太宗皇帝，而太宗皇帝又制“大唐三藏圣教序”以表彰其事。二则太宗皇帝生前对王羲之的书法厚爱，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父辈的喜爱晚辈亦知晓，为投父之好，也就顺理成章。现也有人认为弘福寺立石树碑本应该用原“雁塔圣教序”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字，但因为褚遂良反对武则天立后而未用。笔者认为立“雁塔圣教”时褚遂良以反武则天立后被贬职已有三年。立“同州圣教”时武则天立后已八年，褚遂良已作古四年，在弘福寺立碑是褚遂良死后13年的事，即使褚遂良不反对武则天立后也不可能用褚遂良的字了。

　　弘福寺僧怀仁也是喜爱王羲之书法的唐代书法家。我们从他“集王圣教”中可以看出怀仁已得王羲之书法“三味”。清康有为也称怀仁为书法异才。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是怀仁集藏于唐皇宫里的王羲之行书真迹而成，不难看出里面有《孔侍中帖》、《十七帖》和《兰亭序》中的字，如将与唐摹本比较，可以说是笔笔神似、字字形肖几无二致，可见勾勒摹刻之精。北宋黄伯思曰：“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贴所有纤微克肖，《书苑》之说信然。”此碑共计2400余字，把这么多的字裁剪拼集成篇，在章法布局上肯定难尽人意。但该碑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都认为王羲之的真迹多赖此以传。清代杨宾谓唐代集王书者有十八家，推怀仁《圣教》为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