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最近20年里的中国财富故事，总是充满传奇色彩，推出一批传奇人物。股市、楼市、古董及艺术品是三大获利丰厚的投资渠道，而其中的古典家具收藏则更具神秘性，因为它的头顶，始终被一道光所笼罩。

　　黄花梨家具蒙尘时期

　　马未都，中国收藏界的传奇人物，在北京人嘴里，他是一个“爷”，老外也乐意跟着叫他“爷”。

　　在通往北京机场的路上，两边高高的杨树梢头点缀着数不清的鸟巢，若是黄昏时分，老鸦就开始呱呱地叫，在灰色天幕的衬托下呈现出一种北方城市的苍凉感。那里有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798创意园区，马未都的博物馆就设在一座大院里。楼梯口有一件雕塑颇让主人得意，那就是陈逸飞创作的大型雕塑《少女》——一个女孩昂首提着一个鸟笼。陈逸飞一共做了两件，另一件送到了法国巴黎。

　　还让这位爷得意的是，在二楼展厅里陈列着七八十件黄花梨家具。拿行话来说，“件件开门，生辣，典型器。”

　　马未都曾是一名文学青年，写过小说，在《青年文学》当过编辑。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明清瓷器为切入口，以独行侠的姿态在收藏界飞檐走壁。那时候他在文物商店里用兑换券购买官窑瓷器，十元钱就能买到一只清三代的碗，“随便挑”，他对记者说，“大老远赶来的农民，抱着老瓷器卖给文物商店，天一亮就排起长队，文物商店只能限量收购。”

　　掘到第一桶金后，马未都开始将目光瞄准古典家具。“收藏家具有一个麻烦，特费地，需要场地搁它。那时候大家都住不宽敞，家具抱回来得有地方供它。我也没想到租个仓库存着，当时没那个概念，更没想到日后要建个博物馆，所以一开始收家具不很多。纯粹是为了实用，我结婚那会家里全是老家具。既可用，又可欣赏，这是收藏家具的好处。”

　　听起来似乎是歪打正着，马未都又走到人家前头去了。其实他是长心眼的，那会儿小青年好不容易在单位里分到一间房供结婚用，房子小，只能买塑料贴面的组合式家具，贴满一堵墙就相当牛啦。家里传下来的老家具，那些个破破烂烂的玩意儿，趁早扔，省得见了烦心。老辈了人舍不得扔，拆碎后扎成一捆往床底下一塞。“那时候根本没人认识老家具的材质，就连许多文化人也光知道红木，不知道黄花梨。旧货店里有啊，堆得小山样高，你眼光好，就钻进满是灰尘的仓库里去挑吧。店里的老师傅也不一定搞得清，统称硬木家具，几十元一件。”他说。

　　北京另一个古典家具收藏家张德祥也是在这个时候起步的，经常趁假期蹬自行车往京郊农民家里钻，天不亮就蹲在农民家门口，有时还会吃住在农民家里，磨蹭啊，花几十元钱将看中的黄花梨家具抱走。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五元十元要计较好长时间。

　　更早涉足收藏圈的“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在50年代就注意到黄花梨家具了，瞅准了就买一件。从来不超过50元的，因为他当时的工资也就这个数。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是古典家具研究专家，他认为如果将讨论的时间界定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话，那么上海人是最早发现黄花梨家具价值的。

　　吴少华说，明代黄花梨家具的作坊主要集中在苏州和松江两地，今天玩古典家具的人还对苏作家具赞不绝口。松江则是明清两代经济发达、交通南北的城市，也是漕运的枢纽，管辖着上海这个县，要不董其昌怎么会在那里生活呢。黄花梨家具做好后，首先往北京运，供皇上和大臣用，富商人家趁机截留几件，有钱的文人——比如董其昌之流也用。因为有文化人直接参与设计，明式家具中以书房家具最为珍贵，艺术价值最高。

　　到了清代，黄花梨原材少了，好在此时中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可供选择的家具材料丰富了，以皇帝为首的高消费群体将目光瞄着了紫檀。紫檀有韧劲，比黄花梨更便于雕刻，甚至可以透雕。在上海博物馆家具馆里可以看到，最早由王世襄和陈梦家收藏的几十件明代黄花梨家具以素面或浅浮雕居多，充满典雅的书卷气。而清代的紫檀家具满工满料，极尽奢华，将中国的龙凤图腾演绎到极致，不厌其烦地传递着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阶层的审美趣味。进入民国后，一批逊清官僚来到上海做寓公，他们将京城的家具带到上海，这是上海黄花梨家具的又一个来源。

　　“改革开放之初，黄花梨家具在上海是没有市场的，旧货鬼都不要这种家具，称之为‘黄胖红木’，上海人只认老红木的，以家中有一堂硬扎的、可以传代的老红木家具为荣。黄花梨家具在很长时间里卖不过红木家具。另一方面，黄花梨家具是国家禁止出口的，流通性差，这也影响了它的价值提升。”吴少华还补充一句，“当时我在上海郊区南汇一带农民家里就看到不少黄花梨家具，他们是堆在灶头间里的，布满污垢，在上面斩肉切菜的都有，农民不当它一回事。”

　　老外发现了黄花梨家具的价值

　　其实，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清两朝更迭，大量硬木家具从宫廷王府流入民间。在华活动的西方传教士看到典雅精美的中国古典家具后，惊为天工，大量购买后运回欧洲，这是中国古典家具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欧洲。

　　当时有个英国家具设计师齐彭铁尔，以明式家具为蓝本为英国皇室打造了一套宫廷家具，曾轰动整个欧洲。从那时起，中国明式家具与从14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一样，在国际市场有了高尚的地位。

　　鸦片战争中，老大帝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火炮轰开，欧洲商人在对华贸易时又一次将明清家具列入他们的购货单。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外国商人趁机在中国乡村城镇大量收购明清硬木家具，有些外国商人干脆就在中国本土经营开店，转手倒卖发大财，最著名的就有美国的杜乐文兄弟。德国人艾克曾编过一本《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虽然谬误百出，但毕竟是外国人收藏中国明清家具的初级读本，诱使外国收藏家再次挖掘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经济价值。书中收录的100多件古典家具后来都流往海外。北京琉璃厂的一位古玩商人赵汝珍在他的《古玩指南》里写道：“欧美人士之重视紫檀，较吾国尤甚，以为紫檀绝无大料，仅可为小巧器物。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紫檀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及至西洋人来北京后，见有种种大式器物，始知紫檀之精华尽聚于北京，遂多方收买运送回国。现在欧美之紫檀器物，缘由北京运去者。”

　　这个情况跟老外考证中国元青花瓷器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

　　由于外国人对中国明清家具的需求，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旧货商人逐利而动，开始收购硬木家具。同时，有眼光的中国收藏家和文化人士也在保护性地搜求它们。朱家溍的父亲朱翼庵先生就是这个领域中先知先觉者的代表。建国后的1954年和1976年，朱家溍先生遵照其父的遗嘱分别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德避暑山庄、浙江省博物馆的明清家具就达70余件之多。其后，王世襄通过收藏古典家具，悉心考察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在古典家具研究领域享有一言九鼎地位的权威，他收藏的70余件黄花梨家具最终由一港商以“十分之一的价格”(王世襄语)购得，条件是捐给上海博物馆永久陈列，从而构成了古典家具馆的底子。

　　建国初期，还有大量硬木家具通过各种渠道流失到国外。鉴于此种情况，在王世襄等专家的建议下，^***有关部门就明文规定紫檀、黄花梨、鸡翅、铁力、乌木等5种名贵材料做的家具不准出境。现在，这个法规还是有效的。

　　但即使是劫后余生的老家具，经过建国后的几次^***运动，住房的重新分配，使不少原先的富贵人家不得不蜗居一隅，笨重而占地很大的老家具不适应这种变革了的生活窘况，流散情况严重。所以，硬木家具的收藏研究就有了不可避免的遗憾和局限性。70年代后期，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勃兴，古典家具才慢慢地进入了有文化意识的少数收藏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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