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们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所谓教学和科研这一行当之后，大概没有不与出版打交道的。仔细算起来，我与福建人民出版社的交道，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文化大^***”结束不久，各行各业都还处在“拨乱反正”的时候。福建人民出版社虽然刚从艰难中挣扎出来，但是立即以恢复弘扬学术为己任，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论丛》的系列丛书。其时我还在厦门大学读硕士研究生课程，由于有了这样的机遇，我的历史学研究习作也就发表在《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二辑上。这对于一个刚刚涉足历史学的年轻人来说，其信心的鼓舞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虽然时过30年，我还是经常暗暗地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知音朋友们。

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出版业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在《中国古代史论丛》上发表论文习作的时候，福建省仅有一家出版社。时至今日，福建省内的出版社，已经增加到双位数了。出版社一多，书籍的出版必然水涨船高，不可胜数。尽管如此，假如我们有兴趣去逛书店的话，就会发现书店里摆设的书籍，以两大类居多：一类是指导人们发财致富成功的；另一类是教人们怎样顺应社会潮流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其中特别以如何谈恋爱享受齐家知福为畅销。严肃的学术著作，依然比较少见。偶尔会看到一些大部头的、装帧十分精美的跟我们所从事的行当有关的大著，无奈其定价太高，断非我们这些人所能消受。据某些比较内行的人士告知，此类大著比较适合于奉献给那些附庸风雅的有权有势者作为礼品之用。

其实，出版业出现这样的景况，怪不得出版社的朋友们。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着出版社不得不考虑到畅销书与经济效益的问题。最近几年来，出版社又完全从所谓的事业单位转型为企业单位。出版社内所有的仰养俯育、生老病死，都得自求多福、赖天庇佑。出版社在出书选题上面就不能不考虑到市场畅销与从众媚俗了。

相比之下，我个人的运气就要好许多。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写的专著，我主编的丛书，就不断地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肯出我的书，并不是我编写的书是畅销的。恰恰相反，我的那些书，都是极少人愿意阅读、销路极其有限的所谓学术方面的书籍。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书，赔钱是可以预见的。福建人民出版社之所以要赔钱出版我等所谓学术的书，是为了学术文化的延续。在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前，出版社的坚持不懈，堪称难能可贵，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