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玉德观到了东汉又发生变化，这表现在许慎所撰字书《说文解字》中对“玉”字的诠释上，他继承了孔丘的玉有德的观点，适应时代车轮的前进，对其十一德做了调整：

“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絮之方也。”

从此，“玉”的诠释及玉德的内涵均以上述规范而固定下来。许慎保留了孔丘玉有十一德的“仁”、“义”，将“义”提到第二位，从另一角度作了比喻，以智代知，其后之八德一概删除，新增“勇”、“絮”二德。可知许慎玉有五德较孔丘玉有十一德精练简明，其内容仅在仁的德上与孔丘保持了一致。

由孔丘提出的玉有十一德为玉注入新的内涵，是一次升华，适应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的社会需要。成为和田玉文化持续发展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到了东汉，许慎“玉，石之美，有五德”概念使玉的内涵具有矿物的、美学的和德行的三个侧面，为东汉以后的玉文化注人了新血液，使其获得新发展，玉又有了观赏价值、装饰功能并向陈设、器用领域开拓。但许慎万万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神圣的、尊贵的玉器在他死后渐趋变为藏品和商品，这正是和田玉在近代和古代所遭遇的严酷形势与崭新的社会需求。

十一、和田玉是中国帝王心目中的真玉

我国王玉是历史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但其渊源在原始社会的晚期，大致在距今6000—5000年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这时的玉器中已经出现了还没有王的“巫玉”，其规模与质量不亚于后世的帝王玉。但其不足之处则是还没有应用和田玉。和田玉成为王玉之材料似始于齐家文化至夏商，而大量出现则始见于妇好藏玉(彩图6)，此墓玉器和田玉比例已不为少，还有一些地方玉玉器，但从其玉器形饰来看，足以认定和田玉已占据重要地位而成为主流玉材。

我国历史上在用玉制度方面早已体现出真玉、非真玉的界定，不仅十分明确而且已有定论。中国是爱玉之国、崇玉之邦，玉石来源约有100余处，所产玉石品种较多，王和公侯不断地筛选品评，在他们眼中的玉不仅有优劣之分，还有真假之别，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文献中也可找到只鳞片爪的记载，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天子用全，上公用骁，侯用瓒，伯用埒。”其全、胧、瓒、埒四种玉有何不同?据《说文解字》释：全为“纯玉也”；骁为“四玉一石”；瓒为“三玉二石”，埒为“玉石半，相埒也”。可知古人用玉的品质与其地位尊卑密不可分。

和田玉沿玉石古道向东运输的肇始时间应不晚于齐家文化时期，经夏、商、西周其运输量曰趋增加，充斥内廷，已成为帝王用玉，所云“天子用全”系指帝王用玉均为优质和田玉，胧、瓒、埒应为稍次的和田玉，当然也不排除诸如殉王于琪、瑶琨以及其它某些地方玉。

秦、汉、魏、晋、南北朝对玉的鉴别品评还仍在继续进行，如《墨庄漫录》李淳风论辨真玉云：“其色温润如肥物所染，敲之其声清引，若金磬之余响，绝而复起，残声远沉，徐徐方尽，此真玉也。”

李淳风所指之真玉非和田玉莫属，东北殉圩琪及东南瑶琨都不具备上述特点。从色、质、声辨别玉之真伪，还见于《拾遗记》、《石雅》，其文如下：

“石崇富比王家，当世珍宝奇异，皆殊方异国所得，其爱婢翔风(或作翮风)妙别玉声，悉知其处。言西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东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其言玉声轻洁者，明东南方产非真玉也。”

此西北方玉古称球琳，即昆仑山之和田玉，应为真玉。《石雅》作者章鸿钊指明：东南方古名瑶琨，亦“非真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