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琳——和田玉产区从文献记载及上述玉巫两个方面的分析，此地巫教盛行，为了以玉事神，琢磨了大量玉神器，他的主要器型有琮与璧两种，琮璧本为东越玉神器，从齐家文化琮璧器型来看趋向简化，以素器为主，加工粗糙，器型不规正，也给人以“半成品”的感觉。但玉质较佳，白玉、青白玉较多，亦有糖玉。我看到不少白玉、青白玉或有糖的“半成品”型的璧，在目验摩挲时渐渐地便为其温润、莹泽、细腻、坚韧的玉质所感染，久久不舍得放下。此刻联想到莫非齐家文化先民们也是爱玉如痴、崇玉敬神，故重其质色而不计较加工工艺上的精糙，只要不碍玉神物的灵性和玉神器的神性，便不介意其碾磨上的优劣。他们古羌人是最早认识和田玉优越性的鉴赏家和磨玉人；他们也是和田玉最早的发现人、采集人和运往外地的和田玉贾(商人)；他们也是和田玉的第一代鉴定师。

琮璧原本是东越玉神器，也是东越玉文化的代表性的典型玉神器。而齐家文化群体土著玉文化中原本不见有琮璧等玉器，显然是后来受到良渚玉文化的外来影响而磨制的，属于传播输入移植型玉神器，传播主体应为良渚文化人群，很可能是在公元前4300年——4200年由于洪水泛滥、海水倒灌、水平线提高，良渚文化区域遭到不可抗拒的严重洪灾，而仓惶出逃奔向四方，其中一支带着玉神器辗转流离，终于到达西北黄土高原，落脚之后将琮璧玉神器及其巫术文化一起传给了齐家文化地区。

至于其传播线路，迄今可知的也就是从余杭至安徽合肥肥东区、甘肃东部天水师赵村(齐家文化墓葬，出土一琮一壁)、静宁后柳沟(四璧四琮祭祀坑)等几个点。估计良渚文化群体向西北传播可能是从余杭出走至合肥经河南、陕西到达天水，也可能经历了非常曲折的甚至迂回的路线方到达了齐家文化区域。

1、琮

静宁县后柳沟三壁四宗发现于齐家文化祭祀坑内，愿为四壁四宗，出土后壁流失一件，现余三件。此四琮中仅在外方内圆这一基本结构上与良渚文化玉琮一致，均为高身琮，二件为素琮(Y0015，Y0014(彩图1))，另二件仅饰弦纹。1．Y0013(彩图2)：呈外方内圆长立方体，在其平素的长方体四面饰弦纹三层，上下两层各施4道阳弦纹，中层施5道阳弦纹，三层阳弦纹饰带之间是光素的平面。2．Y0012(彩图3)：亦为长体型，四角近圆，各侧面正中磨出一条上下贯通的竖凹槽，呈现四个角饰，每角饰13道凹弦纹(瓦垅纹)。可知距良渚文化高身四角分层饰觋面兽面图案的琮，距离已很远了。即可见其良渚文化玉琮的祖型——内圆外方，又可见其变异——四侧平素或饰三层弦纹，圆角施十三道凹弦纹(瓦垅纹)，说明齐家文化玉琮来自良渚文化而又有所变化，呈现明显的文化类型的变化。另有高宽等距四方体素琮(民和红崖村)和短身素琮，还有身宽大于高度的内圆外方型琮(德隆奠要)。良渚文化玉琮上面的“觋骑兽事神图”及“鸟目纹”、觋面、兽面等图案已消逝的无影无踪。弦纹和弦纹带饰可能是其孑遗，但也面目皆非了。从其出土状况来看出于祭祀坑或墓葬。前者静宁后柳沟出土的玉琮应为神器；后者天水师赵所出玉琮是殓尸的。究竟是不是神器?还须研究。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假如尸主生前是巫觋，用此琮璧事神便是玉神器，如果不是生前事神用的而是死后特制专为殓尸用者则不是神器，而是专用的殓尸玉。我认为此琮是尸主生前事神用的、死后殓入棺内的可能性较大，倾向于定为事神用的玉琮，其它征集入藏的玉琮亦应为尸主的事神用玉琮死后殓尸，均为玉神器。

2、璧

大型玉璧始见于良渚文化，圆形规整，平面小孔。多用围岩制造，传至各地，齐家文化玉璧是其嫡传，载于《周礼》，功能转变成为用于祭天的信符。齐家文化玉璧，完整者为圆形，断面等高，有的一头稍高呈楔子状，但其器表面均为平整，无凹凸起伏现象，孔较小，孔1：肉4，一般均为孔1：肉2。前者更近似良渚文化玉璧。前述静宁后柳沟出土玉璧均为小孔璧(彩图4)，有的也留下了切割痕，有的表面光洁没有工艺痕迹。仅在厚度上显示出较良渚文化玉璧稍厚，可谓得良渚文化玉璧之正传。凡齐家文化玉璧均可视为飨神所用的玉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