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镜上出现铭文，其年代大约在战国晚期或西汉早期，在考古学术界，倾向于西汉早期的占多数。这是因为西汉早期有铭文的青铜镜虽罕有，偶尔尚可一见，战国时期有铭文的青铜镜，就非常难得一见了。近期我收藏了一面带“千金”铭文的战国青铜镜，写成小文，愿与同好共赏析。

该镜直径9厘米，缘高0.3厘米，三弦钮，素宽凹弦缘。钮外有一周凹宽素弦纹将镜背分为二区。外区以三个菱形纹、三个博山炉形纹做六分度分布。镜钮区三弦钮旁铸有阳文“千金”二字，字体为小篆，三个博山炉心部各铸有铭文一，合起来应为“宜子孙”三字。三个菱形纹饰中心部也有三个字，字体虽清晰，但不易辨识。这样，该镜虽小却有铭文八个，能辨识的有五个，这在同时期的战国镜中是非常罕见的。

战国时期，青铜镜虽小，但和其他青铜器一样，还不能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通，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并不是人人都能用之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相对丰富，使青铜镜这种和人们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生活器具，在整个社会的使用情况开始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在这面青铜镜的铭文中可略见一斑。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蔡运章研究员在《文物》97年第9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是谈青铜器铭文的，其中图二的蟠螭纹镜根据出土资料，定为战国晚期，其大小、纹饰和本文所列举青铜镜基本类同。只是这面蟠螭纹青铜镜只有五个铭文，菱形纹饰中心有无铭文不见蔡先生介绍。图二镜除镜钮旁的“千金”铭外，三个博山炉中心处的铭文蔡先生释为“宜主囗”估计是因为字漶漫不清。经仔细观察，我收藏的这面镜子第二字作“主”形，我认为该字应释为“子”，而不应释为“主”。第三个博山炉中心的字为一反写的“孙”字（这在古代的青铜镜铭文中经常出现），故博山炉纹饰中心三个字应为“宜子孙”。而菱形纹饰中心的三个字虽说还算清晰，但晦涩难认，实在不敢冒揣，只好留此存疑，望专家高手日后指教。

这面镜子的铭文“千金”二字，“千”是量词，“金”为名词。在中国古代，“金”有几种释读。“可以释为黄金，也可以释为赤铜，同时也是几种金属的总称。“千金”二字，我认为是表明铜镜的价值，蔡先生更肯定为“千金富贵”吉祥语，如果把博山炉中“宜子孙”三字连起来释读，即为“千金富贵宜子孙”，看来其祥瑞吉利的寓意更接近这几个铭文的本意。

从以上铭文的释读可以知道，从商周青铜器铭文多属纪铸器物的因由，到战国晚期青铜镜最早出现铭文即为表现吉利祥瑞或价值之语，可以看出，当时的青铜镜已具有商品化的倾向。说明了使用青铜镜的社会阶层开始有了变化。不管怎么说，铭文开始在战国晚期青铜镜上出现，起到了垂范后世的作用，极大的丰富了青铜镜的文化内涵，为书法艺术在青铜镜上展现自己的魅力提供了表现空间，并且成为中国古代青铜镜的一大艺术特色。尤其那些纪年铭文、铭文和铜镜纹饰能相得益彰、互为明证的青铜镜，为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研究青铜镜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成就，提供了绝好的、具有标准器功能的第一手资料。

从战国晚期青铜镜上开始出现铭文，到西汉中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吉利祥瑞之语和宜古市之类具有广告性质的铭文，已经成为西汉青铜镜的一大特色，表明青铜镜已经走上了“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普及大发展的道路，并最终形成了两汉时期中国青铜镜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