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代仿造和作伪的情况

　　据《洞天清禄集》中记载，古铜器的伪造始于天宝年间。但据考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如《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的仿造器的记载。

　　北宋建都汴梁凡一百六十八年。宋太祖及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九月朔，内府取法当时出土的宋公成镈形制，铸成新镈，大晟钟仿制品。徽宗好古，得一古器必令良工仿造，故花纹、锈色都是上乘之造，以致有些学者误以为周秦之物。宋代设立掌造铜铁诸器及铙、钹、钟、磬等，又仿制古代青铜器，从而达到“上仿制以崇古，下伪造以图利”的目的。宋所记载“肇新宋器”之说，也是复古仿制。宋代已出现文物市场，文物作伪已较广泛，从记载看，宋代作伪主要是铜器和字画两类。宋代仿制的青铜器不具备商周时期造型所具有的雄伟、朴实、浑厚的气韵。仿制的花纹或过粗过细，总感不如商周时期的花纹协调。商周花纹是范铸，留有落瘤，纹饰自然流畅，精细有神，器底下或錾处多留有范痕。清末民国的伪器多不留范痕，花纹多是刻凿，显千篇一律现象，而且体重，锈斑无层次，松散，皮色光发涩，亮度不足。宋、元、明、清仿造器花纹大都是地纹不利落，主纹也是有样而无神。

　　总之，宋仿商周铜器的特点：（一）铜质大多为黄铜或杂铜，有的为铜锌合金或铜铅合金。传世品中熟坑多，生坑则是一层薄绿锈，很少有氧化亮地；（二）造型与商周器近似，显得体重；（三）花纹中兽面有样而无神，地纹不如商周器那么利落；（四）所铸铭文字体结构松散，字口浅 、无力和无神，刻字规整有力，如大晟钟的铭文。宋代在商周器上刻字尚未发现。可是民国时则有在宋器上刻伪字的现象。宋所仿三代铜彝器，都用翻砂来铸，有的留有范痕，但仅能仿其形而不能传其神。

　　元代因诏修诸路府州邑县庙宇，以供春秋祭祀。成宗时，曾设置“出蜡局”来仿造各种祭器，数量甚多，大多草率模铸，质量低劣，去古甚远。当时杭州的姜娘子，平江路的王吉所仿铸的铜器著名于时。其中姜所铸古器花纹较细，胜于王吉所为。元代之伪器虽未记载，但沿宋代所作伪遗物，数量不少。

　　明代仿古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宋元两朝。明代设立“御用监”机构以仿制古器。这时仿制的特点是器件多分铸，再焊接而成，即组装法。明代由于商业利润的刺激，仿制业得到发展，技术也日益成熟，如宣德年间内府大量仿铸古铜器，铸铜工艺称盛一时，无形间培养出一批造伪能手。除京城以外，山东、河南、陕西、姑苏等地该业也很兴旺。到了明末，仿古作伪业达到鼎盛时期，潞王朱常淓亦仿古器。以潞国器为代表，所仿造的器物多为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型式皆法古，分寸不遗，花纹款式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入手自粗，虽装点美观，气质自恶。由于明人有好古物的习尚，以古为贵，故赝品充斥市场，流传者也不少。

　　清代宫廷内专门设立“造办处”来仿造古代各种彝器，有的器物刻有“大清乾隆年制”年款，并在器上贴留有造办处编号的黄纸签，这些是一批标准器，可作为我们代断的根据。造办处始立于康熙，位于养心殿和圆明园内，康熙三十年间因宫中所需急增，又将隆宗门西慈宁宫的茶饭房改建为造办处，后又增加白虎殿后房百楹为造办处的工作房（见《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造办处卷》、《钦定内务府现行则例圆明园卷》。道光至光绪年间，苏州仿制的铜器，俗称“苏州造”。道光时吴门甘、王两家仿制的三代彝器达到乱真程度；嘉庆时钱大器能仿壶、爵与古无异，其子钱秉田亦仿其法，如故宫现藏一件“嘉庆十四年三日，秉田为楳溪作”之铜带钩，也可作为断代之标准器。

　　宋代铜器，是以铜锌锡合金而为，锌的含量比例要比锡的含量比例大（俗称杂铜），因此宋代铜器虽是黄铜质，但显红色；明代的黄铜质色泛白；清代的黄铜质色杂，呈黄色。宋代以后铜的杂质较多，器物表面有沙眼，光度较差，锈则为单一层，薄绿色，此与其出土时间短及铜质皆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颜色上归纳为：宋红，明白、清黄。一般规律，间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