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价值的高低不是以俗或雅来鉴别，而是看它的生命力是否长久。

写经体，可以追溯到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期是佛教文化的兴盛期。到了隋唐，写经体就更趋于完美成熟。唐人写经在继承前朝写经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了陈腐僵硬的书写习气，将一些错别字逐一地摒弃，从而使经体的观赏性更趋于大众化。

从留存传世的唐人写经看，各经生由于其艺术修养和书写水平的参差不齐，故在鉴藏上一定要仔细区分，切不可一概而论。充满着宗教文化的唐人写经，能流传至今的确不易。各个朝代的战火以及外国列强的掠夺，使得大量珍贵的经卷不复存在，这样的现实令人痛心。虽然这些经生墨迹大多佚名无款，但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内在的书法魅力，这些古老的残经断片的艺术价值，的确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由于社会历来对充满佛教色彩的写经艺术不够重视，特别是一些文人士大夫们，认为写经体很匠气，缺少高雅的书卷气。觉得经生只是机械地流水抄写，并无太高的艺术价值。这种世俗的偏见，已流传了数百上千年。我深感此种狭隘、浅肤的思想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留传于世的经卷大多是无名氏墨迹，他们远离世俗的喧嚣，使“真水无香”的写经艺术逐步形成一种专门流派。写经文化的超凡功力，的确让人痴迷陶醉。初唐“楷圣”欧阳询就对写经体进行过专门的练习和研究。就连大文学家苏东坡也十分赞赏写经文化，认为它是不可多得的小楷范本。

“扬州八怪”之首郑燮，自创“六分半”书，当时的一些文人雅士对郑的“六分半”书是很难接受的，嗤之为不正统的“杂体”。从现在看来，郑板桥并未脱离传统的精华。相反，正是这孤傲个性的“怪”，才使他的书法有“标新立异”的美感。

安徽鉴定家石谷风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过一本自己秘藏多年的《晋魏隋唐残经墨迹》一书，这是我国迄今为止，首次由私人藏家提供的写经藏品。石先生收集的这批写经残卷，曾得到过黄宾虹的题名。这批珍贵的写经残片多流散于私坊地摊上，若不及时抢救，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残片多只有巴掌大小，但收集年代比较齐全，真乃“寸纸贵金”。从残经的书写上，我们隐约感到，历代经生在书写时的那份虔诚之心。虽然经片上只留有历史的残痕，让人感发“思古之幽情”。启功、谢稚柳、杨仁恺、唐云诸大师对石先生所藏残经评价甚高，并都有题记和跋文。启老在鉴定残经后自谦地说：“谷风所藏历代残经，要胜于敝匣之所藏”。画家唐云在赏玩后，被一件唐人草书残片所吸引，把玩良久不忍释手，激动地赞赏为陆士衡《平复帖》再世。

笔者有缘，也秘藏有唐代《妙法莲华经》残经长卷。装池为宫装，卷首包有细棒，轴两端镶嵌有梯形白玉心。写经纸纵行17字，栏高20厘米，栏距2厘米左右。经纸厚且软，纤维细长，坚密而有韧性，表面细腻光滑，很匀称，透光照看无帘纹，墨色黑重如漆，不透纸背，从纸侧面观之略泛蓝光，其色赭黄，经生当年在书写前可能染过黄蘖汁，经卷面上有虫蛀痕。

字为行楷体，写得流畅遒劲，饱满气足，游丝相连刚健有韧性，用笔中锋、侧锋互兼，整幅长卷给人以上下呼应、首尾相顾之感。绝无乏力颤抖之态，可见此经生功力之深厚。经文起首盖一白文汉印已模糊不可辨，中下部钤盖有“潜叟秘笈”圆朱印一方。一些行家鉴赏后，都认为此残经为唐代写经之精品，非常珍贵，经生的书法功力可谓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