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釉盘口唾器，高１２．５、腹径１２、底径８．５厘米，红色陶胎，墨绿色釉。盘口，壁较厚，唇口外沿加大平出，束颈，扁圆腹，肩腹之间饰弦纹二条，足端宽平呈玉环形，底有１厘米细条形支痕三处。此器同唐三彩一样属于低温铅釉陶器，由于其釉色明亮迷人，胎釉结合紧密，不失为一件釉陶中的精品。现藏乾陵博物馆，为征集品。

通常人们多认为此类盘口唾器是隋唐时期的产品，但其具体是什么时期的产品呢？首先从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陶瓷词典》唾器条知唾器即唾壶（唾盂），因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所出有“女阴侯唾器”铭的漆唾器而名；唾壶为卫生用具，以青瓷为多，亦有墨瓷及白瓷等制品。三国、晋初早期赵窑已大量烧制，器型为大口，圆球腹，高圈足，其形似尊，以后逐渐演变为盘口、扁圆腹，平底或假圈足。南朝时，有的还配以盖和托盘。唐、五代南北窑场均有烧造，口沿多呈漏斗形碗状。宋代龙泉窑、越窑、定窑都有完整器皿传世。查《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１期《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可见青瓷唾器三件，其一高２０厘米，大口外撇，束颈粗短，圆腹，肩腹部饰凹弦纹，圈足高而外撇，足墙外壁下端饰凸弦纹一周；余两件分别高１０厘米和１１百米均为浅盘口，壁较直，束颈粗短，假圈足较低。从上可知西晋时南方生产的青瓷唾器确实为大口、圆腹、高圈足，亦有浅盘口、低圈足者。又南京博物院《南京童家山南朝墓清理简报》可见高１１．８厘米的青瓷唾壶，盘口较直，扁圆腹，饼足微上凹，并有四个支点印，与南京汽轮电机厂东晋墓和吕家山东晋墓所出相同。潘知山《浙江瑞安梁天监九年墓》（５０３年）可见瓯窑青瓷唾壶，盘口微外撇，扁腹，假圈足微向下凹，底较厚，外底面刮三角形凹槽一圈。李启良《陕西安康地区出土的青瓷器》可见南北朝唾盂一件，高１６．８、口径８．１、腹径１４．１、底径１１．５厘米。该器系紫阳县前河南北朝墓出土，后征集，其盘口较小，壁较直，束颈高而稍细，圆腹，饼足厚约２厘米，胎质灰白，蛋黄色釉，析晶明显，有可能是晋未至北朝初期的产品。由上可见南北朝时期唾器多为盘口，腹由最初的圆形转变成扁圆形，一部分底足较厚。以上唾器皆为青瓷器型也与乾陵博物馆藏唾器有明显差异，完全可以否定它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产品。

范凤妹、吴声红《江西出土的隋代青瓷》录有唾壶三式，有盘口、敞口之分，盘口有带盖者，并确认圆饼足的早于宽边矮圈足的。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可见开皇九年（５８９）墓唾盂二件，其一高１４．８、口径１３．５、底１１．８厘米，盘口微外侈，鼓腹，束颈，盂盖套入口沿内，为米黄色；另一件高１４．４、口径８、腹径１２．５、底径８．５厘米，盘口，束颈饰弦纹三道，肩部并列弦纹四道，扁圆腹，平底，酱釉，其器型与乾陵博物馆藏唾器相似，只是盘口较宽而浅，唇口外撇并不平出。曾亿丹《洛阳发现郑开明二年墓》（６２０）可见白瓷唾壶，高１１厘米，盘口，壁外撇，扁圆腹，矮圈足，具有隋开皇九年舍利墓盘口唾盂的部分特征，如盘口较浅，盘壁外撇，唇口较薄。《考古》１９７８年第３期《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可见显庆二年（６５７）墓唾盂２件，其一高１１、口径８．５厘米，腹部扁平，圈足，内外施白釉，底部露胎；另一件高１１厘米，腹较高，平底实足，釉有碎纹如毛的开片。通过对比器型，可见乾陵博物馆藏的绿釉唾器与张士贵墓唾盂非常相似，如盘口较深，盘壁较直，唇口外沿加大平出，颈部与隋相比较矮，玉环形足。又经对比唐永泰公主李仙莆神龙二年（７０６）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陶瓶，可见二者唇口外沿突出，具有相似特征。查其胎釉结合的紧密程度、腹体的薄厚及疏密程度、釉子的薄厚及光泽、再与乾陵陪葬墓出土唐三彩的釉质、胎体对比后，笔者认为乾陵博物馆征集文物——绿釉盘口唾器是唐高宗、武后时期的器物。

当然，以上所谈主要是从器型上来判断乾陵博物馆藏绿釉唾器的时代，如盘口的深浅程度、唇口的特征、玉环形足等，由于笔者接触到的实物较少，所了解的资料也很有限，作出的结论难免有不确之处，这些都请大家注意和给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