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一般家具全国各地都有生产，而精制的家具则主要产于苏州、广州、北京、徽州、宁波、福州、扬州、山西等地区，由于各个地区地理环境、审美习惯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家具风格，其中以苏作（苏州制作）、广作（广州制作）、京作（北京制作）最为著名，历来有“三作”之称，它们各自代表本地区的风格特点，被称为明清家具的三大名作。

　　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家具，被称为苏作家具。苏作家具历史悠久，传统丰厚，是明式家具的发源地，名扬中外的明式家具，即以苏作家具为主。

　　苏作家具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是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清代孙嘉淦《南游记》写道：“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璨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明清两代，苏州地区生产的丝织、刺绣、印染、红雕漆器、琢玉、家具和桃花坞木版画等，遐迩闻名。明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记载：“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工于器。”文献中所谓“三吴”，指苏州与吴兴、常州，以苏州为首。所谓“制器”，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除了经济因素外，苏作家具的发展和风格的形成，还与苏州地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及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吴门画派，就诞生于此地，明代吴门派四大家沈周、文明、唐寅、仇英都在苏州生活过很长时间。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园林遍布，秀甲天下，一时文人荟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诚如沈朝初《忆江南》所写：“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吴风录》也写道：“虽闾阎下户，亦饰小山盆鸟为玩。”造园成为苏州的一种时尚。明清时期苏州城共有园林二百多处，为全国之首。著名的园林除保存至今的东园（即留园）、西园、拙政园等外，还有废园、寄傲园、桃花庵、怡老园、真趣园、归田园、塔影园、可园、曲园、鹤园、半园等等，水木氵亭泓，幽然绝俗，各具特色。其中不少为文人所构筑，如唐寅（桃花庵）、文震亨（香草土宅）、段玉裁、汪琬、吴嘉氵全、薛雪、袁学澜等皆在苏州有园。清顾文彬之怡园，则由任伯年等画家参与规划，博采他园之长，又自成一格。苏州附近地区的太仓，还有著名学者王世贞的山园，大学士王锡爵的王氏园、南园、乐郊园三处，常熟著名文人钱牧斋的拂水山庄、钱岱的小车网川、瞿汝说父子的东皋草堂等等。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脱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对苏作家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盘余事》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这三部书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品评和总结，推动了苏作家具艺术水平的提高。苏作家具之所以脱颖而出，流风弥漫，确实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结果。

　　明代苏作家具的风格，格调大方、简练，造型优美，线条流畅，比例适度，并且精于选材。苏州与广州、北京相比，硬质木材来源不及它们充实，因此表现在家具制作上，用材精打细算。中国古代绘画书法中有“惜墨如金”之说，苏作家具也可以说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如大件器具往往采用包镶手法，杂木为骨，外贴优质硬木薄板；小件器具更是精心琢磨，小块碎料拼接的构件常见，虽然技术要求较高，且费工费时，但都能保持美观，天衣无缝，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苏式家具也开始向富丽、豪华方面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苏作家具逐渐失去其在家具领域内的“龙头老大”地位，被后来居上的“广式家具”所超越。

　　总的来说，苏作家具的最大特点是造型上的轻与小和装饰上的简与秀，不如广作家具浑厚凝重，满身雕饰，更具魅力。苏作家具的装饰常用小面积的浮雕、线刻、嵌木、嵌石等手法，题材多取自名人画稿，以山水、花鸟、松、竹、梅多见，并喜用草龙、方花纹、灵芝纹、鱼草纹及缠枝莲等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