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出产茶，但上海经营茶。特别是在茶的对外贸易方面，早在1685年上海就有茶叶运销海外的文字记载，鸦片战争前，上海已形成茶叶行业并成为茶叶集散地之一。1950年开始的30年间，上海茶叶出口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1%~79%。因此，上海有一大批茶人，长年默默无闻地为茶叶对外贸易工作着。何耀曾，就是这支队伍中的前辈之一。

　　何耀曾，1920年12月生，浙江上虞人，1940年至1944就读于复旦大学农业系茶叶专科。在茶界艰苦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1940年，眼看宁波即将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抱着不作亡国奴的决心，何耀曾决定离开富饶的故乡，而报考已搬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作为复旦大学茶叶系的首届学生，他与浙江的同学们一起，乘中茶公司的专车从浙江永康出发，不顾长途跋涉和旅途的艰难险阻，冒着敌机在沿途的狂轰滥炸，冒着生命的危险，辗转到达重庆北碚。

　　在复旦大学，吴觉农先生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何耀曾留下深刻的印象。1941年底，何耀曾在复旦亲耳聆听了吴觉农先生所做的《复旦茶人的使命》的讲话，吴觉农先生勉励茶叶系科的同学们要努力、刻苦学习，毕业后，要以“复旦精神”，各本所长，各尽所用，为中国的茶叶科学在实用上有飞跃的进步，将来到社会上去出膺艰巨，为祖国茶叶事业的发展作无穷的贡献。这铿锵之声、肺腑之言，让何耀曾时时感到记忆犹新，言犹在耳，始终鞭策和激励着他为发展我国茶叶事业而奋斗。如果说，当时报考茶叶系，对茶叶还没有多少认识，那么，吴觉农先生的教诲，则鼓舞着何耀曾将茶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1948年，在上海国际贸易咨询所，何耀曾参与了中国^***外围组织的工作。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5月29日，何耀曾即到中国茶叶联营公司报到，欢欣鼓舞地投入了新中国茶业振兴事业。1949年，他在上海国外贸易总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任业务部副主任，1950年至1954年，就职于中国茶叶公司华东区公司，在储运科先后担任组长、科长。说是储运科，在百废待兴的茶业前，那是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做。既要管加工还要管机械，既要管技术还要管包装，甚至还负责向全国供应茶叶包装。储运科简直是个百管部，但是，为了新中国的茶业发展，何耀曾忙得高兴，忙得舒心。1956年，茶叶公司在原来拼堆工场、复制工场的基础上成立了茶厂，何耀曾担任厂长。当时出口的茶叶都要经过茶厂拼堆复制，那时的年出口量达3万吨左右，茶厂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厂里有1500多名工人，但是缺乏大型机械，大批量的茶叶要靠人工拼堆，何耀曾和工人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当时按规定厂长家里可安装电话，可是何耀曾不要，因为他根本没时间在家里接电话，他日夜奋战在厂里，连谈恋爱都顾不上。有人戏称这个茶厂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厂，何耀曾忙着，拼着，也快乐着。能担任这个茶厂的厂长，能为新中国的茶业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感到光荣和骄傲。

　　抗美援朝时期美国的封锁禁运，影响了我国绿茶的对非出口，造成绿茶生产过剩，库存大量积压。红茶则供销不足，茶叶生产面临困境，为了解决茶叶的出路问题，保护茶农生产的积极性，中国茶叶公司在吴觉农先生的领导下果断地采取应变措施，在重点绿茶产区改产红茶。1962年，全国红茶会议后，何耀曾又转而投入红茶生产。负责联系江苏芙蓉、四川新胜、湖北恩施等茶场。多年来，何耀曾经常深入产区，了解红茶生产现状，积极为红茶生产的巩固提高建言献策。提出要调整巩固红茶生产布局，花大力气提高产品质量，在对外贸易上放长眼光等等。

　　1981年，全国茶叶会议期间，吴觉农先生与何耀曾谈了上海成立茶叶学会的问题，希望他积极参与，努力把这件事办好。带着吴觉农先生的嘱托，回到上海后，他与钱梁先生等人无数次地跑市科协，跑有关部门，向他们说明上海虽然不产茶，但上海在茶叶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力陈上海成立茶叶学会的理由，争取有关单位的支持。经过不断的努力，在茶叶公司、外贸局、外贸学院、商业二局等单位的支持下，上海市茶叶学会终于在1983年7月正式成立。何耀曾担任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副秘书长，1988年离休后，何耀曾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会建设，先后担任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四、五届理事会顾问，第六届理事会名誉顾问。学会成立之初，条件相当艰苦，何耀曾等老茶人克服种种困难，精心浇灌、精心培育，硬是将这颗种子培养成了健壮的树苗。如今，上海市茶叶学会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离不开老茶人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何耀曾现在虽然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但他时时关心着祖国的茶叶事业，关心着上海茶叶学会的成长壮大，常常过问学会的工作，并为学会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学会工作人员也时时把他挂在心上，常常上门看望他，关心他的健康，听取他的意见。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的茶人一定会将祖国的茶叶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台阶。 （上海市茶叶学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