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由于长时间的大量捕杀心以及气候变冷，黄河、长江流域的犀牛、大象，已经不可能在野外生存，其分布范围也迅速减到西南地区。中国古代犀角雕、象牙雕，由于原材料逐趋短缺，作品聚减，以至于变成当时达官贵人炫耀财富的一种手段。这样，秦汉时期牙骨雕刻行业的维系与发展，它的方式也从“就地取材”，转换到“外出觅材，精工雕作”上，与春秋、战国时代的自给自足的丰华在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整个中国牙雕发展历史看，这一转换期从秦代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之前。其间，它的繁荣、衰落，它的变化、进取，都与当时的国势密切相关，而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这一时期的牙骨雕制品，就仅仅是汉代的器物。

西汉以来，广州（番禺）与南洋的海上贸易逐趋频繁。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当时粤地从南洋进口的货物，“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珍珠）、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近二十年来有象牙、犀角器物及陶、木模型。1984年在广州市象岗开掘汉肛南越王墓时，从墓中藏宝物的西耳室中，就清理出５枚原支的大象牙，经考证研究，断定为非洲象牙。这说明汉代象牙的来源，除东南亚、印度之外，还来自非洲。

汉代的象牙雕刻已成为牙雕主流，其他的兽骨、兽牙雕刻则降为附属。作品的纹饰可划分成三类：一是器面光素无纹的，如牙勺、牙碗等；二是采用阴纹线刻或浅浮雕的表现手法，运刀柔美流畅，线条细如游丝，动感极强，题材则多取自于现实生活，即使有神兽形象出现，也趋于世俗化，不再有神奇诡秘的图案，表现简单明了，且多加菱形边饰；三是摹仿玉器雕刻，常见的有几何纹、圈点纹。圈点纹出自白玉雕中的蒲纹、谷纹，特点是圆圈中心有小点。

汉代牙雕以线刻、浅浮雕为主，但也有个别作品采用深浮雕、镂雕手法，造型别致生动，如“鸡心佩”、“螭心佩”等。《西京杂记》还有汉武帝“以象牙簟赐给李夫人”的记载。簟，铺垫用的席子。这种象牙簟，据明人祝京兆《野记》介绍，系用象牙丝编织而成，“凡象牙齿中悉是逐条纵攒于内，用法煮软，牙逐条抽出之，柔韧如线，以织为席”，席面平整光滑，纹理细密均匀，且柔软舒适，收卷自如，是当时的重要贡品。汉末，《魏书韩务传》也有“韩务郢州刺史，献七宝床象牙席”的记录。

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传世的牙器－王玄象牙签。象牙签通高２３毫米，宽１３毫米。象牙签被浸成淡绿色，旁边有赭斑，莹润如玉。两边刻有隶书体字，记载了王玄避世隐居的故事。经著名学者唐兰先生鉴定，其属同汉代竹简有关的象牙签。在发明造纸以前，简是人们进行书写的主要材料，签是当时人们系在简册上用以区分的标志。根据史料记载：“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库皆钿青牙轴、蓝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钿紫檀轴、紫缥带、碧牙签；集库皆钿绿牙轴、朱缥带、白牙签，以分别之。“这件象牙签作品磨制精细，似玉非玉，文字清晰，雕刻质朴，极具汉代牙雕风格。

汉代的象牙雕不能就地取材，海外贸易也刚刚开始，牙角的进口量又极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取得长足进步，应该归功于汉代艺匠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实在在的努力。这也说明，艺术往往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它的发展有时并不以客观条件的变化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