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玉器比不过总兵

明代晚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由于万历皇帝喜欢奢华，带动整个社会的享受之风，制玉工艺发展到顶点。那时苏州出现了一位制玉大师“陆子刚”，技艺被传说得神乎其神。

　　那时的士大夫阶层重视生活品味，玉制文房陈设，除供欣赏把玩外，兼具实用功能。自然界的花鸟、人物、山水等，也成为装饰主题，呈现柔美雅致的文人品位。更因程朱理学的兴盛，学者对商、周礼制的考订，兴起了研究与仿制古玉的热潮。

　　但奇怪的是，不论是故宫收藏的，还是定陵（万历皇帝陵）出土的明代宫廷玉器，材料却不太好，不是色彩暗淡，就是上面有大片的“绺裂”，这跟皇帝的身份很不相称。

皇帝玩玉，也要讲综合国力。明代军队退守嘉峪关，无法直接从和田玉产地得到材料，只能通过哈密王来购买。途经各地关卡由总兵把守，即使是送给皇帝的玉料都要扒层皮，把好的留给自己。

　　玉料经过层层克扣，到北京时已“不堪用”，皇帝也无可奈何，只能从边角碎料里找找能用的。民间却正好相反，明代总兵墓中出土的玉器，用料上乘超过宫廷。

因此，明代宫廷里的一些玉器镶嵌了宝石，一来为了显示宫廷的气派，二来就是掩盖用料不好，只能用宝石点缀。美丽的外表下，竟隐藏着明代国力的衰微、吏治的败坏，不知道当年佩戴的皇帝和后妃，心里有没有感到悲哀。

　　国力飞跃满足乾隆爱好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并不太喜欢玉，这三朝的玉器很少，但到了乾隆时期，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乾隆皇帝对玉器的嗜爱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全体现在玉中。乾隆对中国玉文化的贡献极大，故宫藏玉三万多件，其中一半为乾隆年制，精美者全为此时制作。

　　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繁荣、财力充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制玉业无论规模、工艺、人才等各方面都上升到巅峰时刻。

　　但最重要的是，乾隆解决了和田玉的供应问题。1755年到1759年，清朝中央^***先后胜利平定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及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和田设办事大臣，并设“哈什伯克”（玉石官），督办采玉。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起到嘉庆四年（1799）开放玉禁，官办采玉长达30多年。从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这52年间，平均每年贡玉4000余斤，共计20余万斤。清代皇家用料可以随便挑，稍微差一点的都不要。

　　清盛世的宫廷玉雕常体大厚重，极富庙堂华藻之美。其中用料最大、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贵、雕琢最精，器形最巨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就是“大禹治水”山子。

　　“大禹治水”卓立如峰，峭壁峥嵘，瀑布急涌，古木参天，聚集着凿山导水的劳动大军，是中国玉器史中的一件瑰宝。

　　乾隆为博千古之名，亲自筹划了这项盛举，玉料从新疆运到北京历时3年多，用大运河发送扬州，由苏扬玉工历时6年琢成，玉山运达北京后，择地安放，刻字钤印，又用两年工夫。

　　嘉庆之后，社会经济日趋衰落，皇帝也没那个心情去玩玉。乾隆这一壮举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恐怕也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乾隆年间，全社会爱玉成风，玉器种类极为丰富，从大型山子到小型佩件无所不包，现代传统玉器几乎都是这时候出现的。那时的制玉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明代的“陆子刚”时期，可以说，只要想得到的款式和图案，就没有做不到。

　　成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的“桐荫仕女图”山子，就是俏色玉中的佼佼者。

　　这件作品中，上面是数轮圆筒瓦，庭院西侧垒着太湖石，周围桐蕉丛生，繁密茂盛。院外一妙龄少女，手持灵芝，轻盈地向徐开的院门走去。门内另有少女双手捧盒，向门外走来。一道细细的门缝，为作品带来了灵动之气。

　　但是，谁能想到，这件宝物竟由一块琢玉碗时剩下的弃料雕成。原来的废料既有裂痕，又有橘黄色的玉皮子，但琢玉大师将裂痕变成门缝，把皮子琢成梧桐、蕉叶与覆瓦、垒石，化腐朽为神奇，终成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品。

　　乾隆皇帝特制“御题诗”和“御识文”命人阴刻于器底。诗中说“义重无弃物，蠃他泣楚廷”，高度赞扬了玉工慧眼识良材的“高义”，可比古代的卞和。

　　玉器最重要的不是做工，而是设计，在大师眼中，任何材料都会变成精品，问题是你有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颗充满爱与创造力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