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从技术手段和制作要求的角度考察，仿制、摹本和作伪并无根本差别，其目标都是最大程度地逼近原物乃至于乱真。问题的症结只在于制作的动机和用途何在而已。仿古作伪的做法在春秋时便见于记载，西汉文帝时，赵人新垣平曾伪造玉杯和周鼎，唐代有张易之兄弟以伪乱真盗窃皇室秘藏。此后，作伪之风愈演愈烈，到北宋前期更可以炽盛称之。以当时山水画坛三大家关仝、范宽、李成来说，李成在当时画名最著，伪品也最多。“书画学博士”米芾刻意搜访多时，真迹只寓目二件，赝品却见到了三百件。无怪乎他要气恼地在《画史》中说：“皆俗手假名，余欲为无李论”。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规模化的仿造和作伪是在宋代形成气候的，问题的复杂性，又在于二者往往交叉纠缠在一起。其时书画的仿作和伪作固然屡见不鲜，但若与铜器、陶瓷这些大门类相比，却只可说小巫见大巫。

铜器的伪造、仿造虽在宋以前已见诸记载，但数量少，且并未规模化。实物如今藏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仿西周觯”，其口、颈及足内外带有细而浅的凹弦纹，是打过蜡的熟坑器，明显具有唐代铜器的特征。中唐以后，设有官营作坊专事仿造前代器物。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便特别说到一种所谓“句容器”的铜牌：

“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

宋时升州即今南京一带，唐代称江宁郡，辖下有句容、溧阳、溧水等地。从唐玄宗天宝（公元742）年到南唐时，期间近二百年，在句容设置有专门仿铸古铜器的官办作坊。其特征是器体轻薄，漆黑色泽，款文细密，而且上面多加有监官花押。“句容器”虽非古物，但也有极品，如天宝时所铸大凤环瓶即为一例。

句容铜器非古物，像唐宋时期内府这样的仿制，并非有意混淆视听，惟其这样才可满足宫廷对古物名器的需求。宋徽宗敕令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全书三十卷，著录有宋代所藏由商至唐铜器839件。明以前刻本中，是书图形器名下或有注“依元样制”、“减小样制”字样，此即当时依原大或缩小尺寸而仿制的商周青铜器。有些仿古器还铭刻当时的制作时间。这显见与作伪判然有别。宫廷批量仿制铜器，一固然是好古之风，二是作礼器之用。《宋史礼志》记述了“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的史实，目的是作为郊庙祭祀之器。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还记载有仿制乐器的事。宋太祖时，王朴曾作编钟，但钟体均不圆，人皆以为王朴制作不准。及见到形状一样的周代铜钟，才叹服王朴铸钟技巧既高，且恪守法规。徽宗时新铸大晟编钟，其器形纹饰悉仿春秋时的宋公戍钟。当然，朝廷所仿铸铜器不仅应用于郊庙，也有赏赐臣下的。

陶瓷的仿古风气也相类，不仅官营作坊，这时的一些地方瓷窑，也多有刻意仿古者。从今天陶瓷考古的情况而论，同样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今人冯先铭《古陶瓷鉴真》一书以宋代为例说：“五大名窑的作品中有很多器形是仿汉代器物的。如戴维德基金会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各收藏一件汝窑三足樽，即是仿汉代铜樽形制特征烧造的。还有仿周代的三足鼎、四足方鼎等，都是在帝王爱好古物，考古风气盛行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种风气延续而下。元代之仿宋钧窑产品，民窑仿制同时期内府瓷等，莫不属于此列。而上有好者，下有甚焉，历来如斯。社会上崇古好古者日多，见有利可图，伪造古器物者便纷纷冒头，而且手段之高妙也令人匪夷所思。《洞天清禄集》曾述及宋代铜器作伪者所用秘技，言之甚详，不妨原文抄录于此：

“伪古铜器，其法以水银杂锡末，即今磨镜药是也。先上在新铜器上，令匀，然后以酽醋调细硇砂末，笔蘸匀上，候如蜡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满浸，即成蜡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缓，即变色矣。若不入水，则成纯翠色。三者并以新布擦，令光莹。其铜腥为水银所匮，并不发露。然古铜声微而清，新铜声浊而洪，不能逃识者之鉴。”

不过，赵希鹄以为伪器“不能逃识者之鉴”，这想法则不免过分乐观。远的不说，在宋代，像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王俅《啸古集古隶》这样鼎鼎大名的著述当中也都掺入了伪器，可见当时铜器伪作之技艺，实属可以瞒天过海。而稍谙历史者，莫不知道宋人最擅于考辨名物，考古学一门即于斯时发端。若说以他们的眼力审察同时代器物尚且如此，千百年后的我们，又将如之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