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懂事儿的孩子来说，文革的那几年是最快乐的时光。
我这样说无意伤害在那场浩劫中饱受摧残的人们难以愈合的伤口，因为对于少不更事的孩子来说，的确如此——不用再每天背诵枯燥的课文，父母都以百倍千倍的热情或惶恐投入到朝夕变幻的潮起潮落中，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
我们就像迷途的羔羊，自由自在漫无目的快乐的成长。
尤其对我来说，文革的到来意味着一个枯燥的家陡然有了生气，经常一觉醒来会看见一张张陌生的脸，发现屋子里多了很多人，怯生生的躲在大人身后，听妈妈挨个介绍——这个是你几舅，这个是舅舅的同事某某叔叔，这个是某某阿姨，爸爸张罗着烧水沏茶，奶奶在厨房踮着小脚奋力的擀面——这是她最拿手的。
妈妈有四个兄弟，还有数不清的叔伯姨表的兄弟姐妹，文革初期，全国上下大串联的时候，位于祖国心脏伟大首都的我们家，成了那些表舅表叔以及表舅表叔的革命战友们串连北京，企望能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接待站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唱得：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在我的记忆里，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
虽然奶奶对妈妈不甚满意，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下我这样的孙子，但是对于妈妈娘家的来人却显示了陕西人生性好客的热情，不厌其烦的换着花样为远道而来的表舅表叔们做家乡的饭菜，舅舅们虽对奶奶的威严早有耳闻，但眼见这样一个热情的老太太，把传言早忘在了脑后，妈妈自然也是感动不已，由于家里频繁的来客，奶奶竟然对我也慈祥了许多，至少是和颜悦色，大人吃过以后的第一碗面总是先给我，让我真正感受到了长孙也是唯一的孙子的最高待遇。
那是一段多么幸福的时光啊，连做梦都会笑醒。
而幸福的感觉还不仅仅在于奶奶对我态度上的转变，还有一种幸福让我终生难忘。
在我的四个舅舅当中，那年月来我们家最频繁的属三舅，当年三舅作为宁夏自治区歌舞团的大提琴演奏员，一直是我们家的骄傲，记得最小的舅舅一提起三舅，嘴翘得很高，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跟我妈妈用极土的宁夏方言说：扔家，扔家现在是熟戏！熟戏！
光这个“熟戏“要一连说上几遍。说完，眼睛还要向上翻一下。
所有人都听不懂，只有妈妈知道，于是翻译给大伙，大概意思是：人家现在是首席。就是说，三舅在宁夏歌舞团是首席大提琴演奏。
因为是首席，所以爱慕之人数不胜数，于是，三舅选择了宁夏某剧团的头牌花旦。
第一次见到头牌花旦的情景，长大以后想起都会心跳不已。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正在睡梦中，忽然感觉到喘不过气，一口气给憋醒了，睁眼一看，三舅捏着我的鼻子，还有一屋子不认识的人，看到我醒了，一个坐在床边，紧挨着我的一个漂亮阿姨，冲着我微笑，我当时都傻了，还有点羞愧难当，因为我是一丝不挂的躺在被窝里，我正思量着，三舅一把把我从被窝里赤条条的拽了出来，那时候我已经六岁了呀！我拼命的挣扎着从三舅的手中挣脱出来，跑进爸妈的房间，等我穿好衣服出来后，那个头牌阿姨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犹豫着——太美了，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女人，那眉毛细细弯弯的，那眼睛水汪汪的，还有嘴角上那一丝淡然的微笑，都让人觉得想躲在什么地方，最好能偷偷的看，面对面我实在没有勇气大胆的看，我还在犹豫，头牌阿姨一把拉过我，把我抱起来放在她的腿上，我紧张的身子都缩在一起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在头牌阿姨的爱抚下，我渐渐的平静下来，细细的体会着春水般抚慰，阿姨的手是那么白皙，柔软，她一手攥着我的小手，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头。我仰起头看着她的脸，她不说话，微笑着，静静的听着别人在说话，偶尔开启湿润的双唇，忍俊不住地笑出声来。
我正陶醉着，奶奶从厨房出来，一看见我坐在阿姨的怀里，急忙喊道：哎呀，你快下来，你看你脏的，还坐到人身上了！
我赶紧下来，我从奶奶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厌恶。也意识到自己有点得意忘形了。
妈妈和全家人都格外喜欢这个未来准弟媳，我的准舅妈，遂拉着阿姨去里屋说悄悄话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三舅和准舅妈来来往往很多次北京，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回忆，可是忽然有一年三舅再次来北京参加全国汇演，却没有看到准舅妈——那个头牌花旦的影子，我少不更事，问三舅：阿姨怎么没来？
我的话音还没落，就招致了妈妈和奶奶愤怒的眼神，那时我才发现，三舅变得沉默了，手里的烟一直没断过。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三舅和头牌花旦分手了。原因很简单，两个人在接下来的派性斗争中分成了两派，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我想，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如同后来的说法——那个头牌花旦被在剧团指导工作的工宣队队长看上了，结果可想而知。
在那个年代，一个当地的大提琴首席演奏家和一个占据领导地位的工宣队队长，孰重孰轻，头牌花旦阿姨一定分得清楚，分手已是必然。
因为革命立场高于爱情。
可是，爱情就像一颗种子，一旦在心里发了芽，就会蔓延整个身心，当种子腐烂以后，心也就僵死了。
从文革时期的二十多岁到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三舅没有恋爱，没有结婚，从一个痴迷于音乐的演奏家，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闲士，喝茶嗜酒，醉心美食，过得悠哉游哉，那几年还是不断参加各类全国汇演，每次来我们家，从不带多余的行李，即使是给家里带些礼物也是放在旅馆里，随后支使我去取。
轻装一人，身披一件风衣，手托一个茶杯，背头梳的油光，风流倜傥。
每每妈妈问起：自己的事情也不着急？
答曰：着那个急干啥呢？
再没有后话。
三舅终于在五十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和一个二婚的女人组成了家庭，女方还带着一个上初中的女儿，据说从不和三舅多说一句话，好在三舅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过了一年，三舅的女儿也是我最小的妹妹出生了，三舅爱如掌上明珠，九三年我去银川出差看三舅的时候，我那个小表妹对三舅呼来唤去，三舅乐此不疲。
可是……
幸福对于三舅来说来得太晚了，在我的小表妹还不满六岁的时候，三舅悄然离去了，那时三舅已经不再拉琴，在歌舞团当了办公室主任，一日，闻听歌舞团的院长有病住院，想到我还有一个表舅在那家医院做主治医师，便去看院长，从一楼气喘吁吁的走到三楼病房，刚在院长病房的沙发上落座，摆了下手，头一歪便去了天国。
那时妈妈已经瘫痪在床，谁也没告诉她这个噩耗，到死她都不知道三舅已经先她而去。
这么多年来，偶然想起那个头牌花旦在脑海里的模糊印象，想到更多的是三舅——三舅一生，三舅的爱情，人的一生究竟有多少东西可以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