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临震预测是可能的


时间：2006年07月31日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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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搜狐聊天室。今天是7月28日，是唐山抗震3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访谈也是我们整个访谈系列的第十场，也是最后一场。我们最后一场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地震局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审耿庆国先生。

耿庆国：大家好。

主持人：今天因为是唐山抗震30周年纪念日，可能所有的媒体，包括所有的很多网友都在关注这个事情，网友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化。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30年前那场灾难。我们第一个问题，先回到30年前，您当时是在北京工作？

耿庆国：对。

主持人：您今年贵庚？

耿庆国：今年65岁。

主持人：那您当时是35岁。当时是在什么单位？

耿庆国：北京市地震队。

主持人：您是哪一年开始工作的？

耿庆国：196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毕业，毕业之后正好赶上1965年11月13号的乌鲁木齐地震。

主持人：唐山地震之前，当时很多种方法都提出了告急意见，当时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您作为专业人士可能对业内比较了解，现在30年后替我们回忆一下。

耿庆国：我想先谈一下，我们国家上一个地震活跃期是1966年到1976年。

主持人：活跃期是什么情况？

耿庆国：地震活动总是活跃一段时间，平静一段时间。地震活跃期是根据资料来定的。

主持人：不是说我们这十年有一个地震活跃期，下一个十年就平静了。

耿庆国：不是这样的，这要根据监测情况来定。

主持人：并非是简单的按时间来算?

耿庆国：上一活跃期开始时，1966年3月8日和3月22日在河北省邢台发生了6.8级和7.2级强震。当时周恩来总理是非常关心地震。总理在百忙当中，到灾区视察，在这期间还召见地震工作者，号召搞地震预报。因此我们搞地震预报工作，一个是总理的要求，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一个是因为灾区人民的呼声，要我们震前打一声招呼就好了。

主持人：你们作为地震工作者，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地震周期吗？

耿庆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展地震预报研究，1966年以前，国内地震工作者做了好多地震工作，主要是工程地震、地震监测、地震调查、地震学研究，但是并没有真正搞地震预报。我国搞地震预报是从邢台地震开始的。在邢台地震发生的时候，周总理有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周总理说：“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不能只留下记录，要从中取得经验。”所以周总理一再讲，不能只留下记录，还要留下经验。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总理号召我们到现场去实践，抓牢地震现场不放，而且还讲了，“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对年轻的地震工作者号召：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周总理提出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周总理提出，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多路探索。

主持人：当时我们的技术，包括预防是不是我们国内自主创新？

耿庆国：对。在周总理的号召下，各个部门都有参加。有中国科学院，还有地质部、石油部、国家测绘总局，还有其它的天文台都来参加，多兵种的。

主持人：但是当时我也知道一个背景，当时包括到现在很多国外专家还依然认为短期预震是没法预测的。

耿庆国：地震能否预报国际上有很大的争论。可能是国外有一种说法，就是临震预报是很难预报的。

主持人：等于说，我们当时是完全用中国的技术？

耿庆国：我们是这样的。地震预报是当代科学难题。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在不断的探索当中，解决地震预报问题是一个探索的课题，但是到底地震能不能预测？根据我们中国的体验，我认为地震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预测的。在1970年1月5日通海地震之后，我去现场工作。

主持人：云南的。

耿庆国：云南通海7.8级地震发生当天，周总理指示我们地震是有前兆的，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地震要以预防为主。周总理下了这样一个指示，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我个人认为，周总理讲的这个话还是很符合客观实际的，地震确实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准确预测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打一个招呼，震前如果各方面工作做得好一些，打一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以做到的。

主持人：我看您的一些资料，您大概用几个气象要素指标出现异常来判断临震。

这个指标是怎么出来的，是你个人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五项指标吧？

耿庆国：我长期研究气象和地震的关系，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国内搞的方法很多。有测震方面的，有地电方面的，有地磁方面的，有地形变方面的，有地应力方面的，有地下水方面的。还考虑到一些天文因素都在里面，我这也是一方面。我个人是研究旱震关系来做大地震中期预测的，用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做地震对短临预测。

主持人：您当时什么时候感觉到地震可能会出现？

耿庆国：中期预测是依据1972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大旱，根据旱震关系研究，预示着1972年大旱之后，1到3年半时间内，在华北地区可能要发生7级以上地震。

主持人：您毕业后是在北京市地震队工作，为什么跟旱情扯上了关系？

耿庆国：按照周总理讲的到现场实践，去考察。我后来到邢台地震现场，到通海地震现场，去地震现场工作的时候，当地的老农给我讲震前一年干旱，给了我一种很朴素的知识。1972年夏天发现北京干旱的时候，我就坐不住了。因为周总理在1967年河间地震之后，他又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候。

耿庆国：1972年夏天。

主持人：有一个老农告诉你？

耿庆国：对，他说1972年大旱，这个大旱是平谷的老农讲的。后来我就查了一下我们国家的史料，我们有 5000年文明史。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将干旱的记载查了一遍。我又查了近100年的气象资料，我得出这么一个地震：6级以上大地震的震中区，震前1——3年半时间内往往是旱区。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主持人：我国干旱记录的时间有多长？

耿庆国：从西周末年第一个大地震——岐山大地震开始，有2700多年了。当时伯阳父曰：“川竭，山必崩。三川竭，岐山崩。”根据史料，公元前2700年我国西周的时候，就有大旱大震相继发生的记载，基本上验证了老农的说法，证实了震前干旱的气象。当 1972年大旱之后，华北大旱，有锦州、唐山、新县三个特旱区。1972年临汾会议上，我开始讲1972年大旱研究的成果，当时大家很欣喜，因为讲地震预报，也就是很大胆。当时很有争论。

主持人：您一共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200多场地震。当时您是多大？

耿庆国：31岁。因为当时在1972年11月临汾会议的时候，我也提供了一个旱震报告，华北大旱，西南也大旱，都是一到三年半的时间，但西南大旱区于1973年2月6日发生了四川炉霍7.9级大地震。到了1974年5月11日，云南昭通发生了7.1级地震。西南大旱区的这两个地震相继发生，我就震惊了，又坐不住了。华北和渤海地区1972年旱区面积比那里还大，不可能那么平安，这样我就很着急，所以在 1974年5月紧张工作。然后向有关主管领导——北京市科技局局长白介夫去汇报。他给了很多支持，向国家地震局胡克实同志汇报。

国家地震局1974年6月7日至9日召开了华北和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国务院对《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对报告》。 1976年6.29下达了国发69号文件，向有关七省市批转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结论是：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国务院（1974）69号文件8个月之后，在渤海协作组发生了1975.2.4海城7.3级地震；在京津唐张协作组发生了1976.7.28唐山7.8级、滦县7.1级地震。

1975.2.4辽宁海城7.3级地震，临震前，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和沈阳地震大队他们的工作非常好，他们抓得很好，把地震短临预测和预防工作做得很好。当然也包括有前震，有小震闹，也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观测的异常，包括当时有的地壳形变，水准的异常，地磁的异常，还有土地电、土应力和宏观异常。海城地震是取得了很好的预测预防效果的大地震，轰动了全世界。另外一个是京津唐张地区，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把该区也是作为危险区的，实际上都是在1974 年即两年前做了中期预测。问题是海城地震之后，我国地震界对下一步华北地区的地震形势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很正常。在海城地震之后，华北近年还有7级以上强震发生吗？

记得1975年2月下旬可能是2月17日前后，当时我去北京市人民政府汇报，白介夫同志把我带到黄作珍同志那里去。白介夫对黄作珍说，在八个月以前，耿庆国向市科技局党委汇报说几百天之内将有七级半大地震发生，现在海城发生大地震了。他们鼓励我并问我，近年还有没有什么情况？我就说，还有两个特旱区，在河北，京津唐张地区还很麻烦。这样我讲了之后，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就来北京地震队采访我，后来写了一个内参（《国内动态清样》），又讲了一下我这个看法。我认为，海城7.3级大震发生后，华北地区大震的危险性并没有过去，1975——1976年仍须密切注视河北、山西、内蒙古南部及宁夏东部地区的大地震动向，要时刻警惕可能出现波及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或包头的震级为6级以上、甚至7级以上强震的危险性。特别值得注意的地区是“第一、张家口、唐山、沧州、邯郸、介休、大同、张家口这一地区；第二，包头、五原、磴口；第三，银川、固原。

1975年5月9日，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王震、谷牧等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第三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北京地震队同志提出，大旱连续几年以后就容易发生地震。他们研究了1000多年的地震资料，找出规律。而且大旱之后，如果地震来得早，地震的震级就小一些，如果来得晚，震级就大一些。他们说，这不是太阳的影响，是因为地热的变化，引起不容易降雨。这是科研题目，还可以探索”。这表明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内参反映的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意见是高度重视的。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周容鑫同志，主持国家地震局工作的胡克实同志都对旱震关系大地震中期预报意见极为重视。事实也正是如此，海城地震后，1976——1977年河北、山西、内蒙南部及宁夏东部地区六级以上大地震活动实况是：

1976年4月6日，在内蒙南部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

1976年6月28日在河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地震；

1976年9月23日在内蒙、宁夏之交的磴口、巴音木仁发生了6.2级地震；

1976年11月15日在天津宁河发生了6.9级地震；

1977年5月12日又在天津宁河发生了6.5级地震。

探索地震是很难的，这是要根据资料来说话。这当然是中国人的原始创新，但至今仍处于非主流派。

主持人：现在我们说说短临预测情况，特别是1976年7月前后。


耿庆国：短临预测的话，旱震关系是管中期预测的，管不了短期。实际上我从1973年起就潜心研究短期气象要素指标问题。1975年5月写了第一篇有关论文在北京市地震队内外进行交流，正式提出地震前30天内的短期临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的概念、特征及其震例。

1976年6月29日至7月5日，五项指标中，日降水量、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均突破了历年同日的极值，只差一个平均气压没有突破了。根据震例总结，我认为可能要有地震。我非常着急。

我们7月6日去唐山，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叫牛红丁的年轻同志，他做我的助手，我们一起去的。先到了唐山气象台，然后7月8到天津气象台，7月9日到廊坊气象台，7月10日夜回到北京。北京有异常。发现那几个地方也都有类似情况，气象异常形成了一个区域。这样到了7月23日,日平均气压突破了，7月23日这一天，这个值991.9毫巴,是历年同一天的最低值，从1951年到1976年，也是1976年1月1日至7月23日这205天的平均气压的最低值。

唐山大地震临震前,唐山的老百姓，甚至包括北京、天津的老百姓都感到很闷热，临震的时候天气异常闷热，这是临震的时候感到宏观的东西。闷热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湿度大一些，温度高一些，还有可能是气压偏低而形成的地气耦合现象。

主持人：您当时拿到这些异常资料是什么感觉？

耿庆国：当时感觉将有地震波及北京，北京要防震。7月29日以前，京津唐张地区可能要出问题，可能会出现很大的破坏。

主持人：您对北京周围地区房子抗震水平都知道吗？你知道北京扛得住什么样的地震？

耿庆国：北京基本烈度是8度，所以北京重要的工程建筑一定要考虑抗震。我插一句话，当时谈的是1972 —1974年华北连年干旱，1975年华北又干旱，但1975年华北特旱区的中心，和1972年、1974年不一样，是以保定为中心。1975年华北、东北一个新的大旱区，内部的预测是，1976年下半年至1977年要注意以保定为中心、200公里为半径的地区要注意。所以在五项气象要素指标突破的时候，我考虑了北京要晃房子，地震也可能发生在72年特旱区内，也可能发生在75年特旱区内，总之离不开京津唐张保地区。具体哪个点，我也确定不出来。

主持人：你只知道首都圈有地方要震。

耿庆国：北京、张家口在里面，京津唐也包含在里面。说不清楚是哪一个具体的点。京津唐张保整个区域都要晃动，事先说不清哪一个点是震中。但是应该打一个招呼，防一下，还是应该能做到的。当时，北京地震队以“七大异常”发出《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测的意见》简报（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第29期简报），指出，上半年观测到了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及气象异常等多方面的重要异常变化……这些情况预示着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震情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主持人：这已经是差14天了。

耿庆国：这是震前半个月。

我们北京地震队1970年成立，到1979年后，合并到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十年间北京地震队调子最尖锐的一个简报就只有这么一份。当时“七大异常”，包括华祥文，她是搞地震活动性研究的，她根据地震活动性的分析，提出了很好的预测，担心还有大的地震，还强调唐山滦县这个地区。还有李宣瑚，他是用地下水氡含量异常来预测，感到有情况。陈克中，还有刘慧林，他们发现大灰厂地形变异常。另外地电，赵广全，他觉得异常是很大的。他谈到有7级的地震。还有研究地磁的一些有关专家提出来，地磁有异常，还有地下水位异常。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七大异常”。

这样在7月14日开始告急了。在前一天，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专门开了一个会，当时由组长鲁连勤、副组长张国民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做白介夫同志做了汇报。根据白介夫同志的指示，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汇报了“七大异常”和震情分析意见，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北京地震队的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领导后回电，要求给一周的时间，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听汇报的时间推迟到7月21日。7月21日张国民打电话给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同志，请她立即听取震请汇报，梅说自己了解情况不多，要等汪成民同志从唐山回来再谈，又说时间改在7月26日，地点在北京市地震队。7月26日开了一整天的会议。汪成民表示： “北京队的同志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情况很重要，也很紧迫。我们把北京队同志们的看法带回去研究，并向领导汇报。”又说：“据梅世蓉同志讲，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主持人：您当时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

耿庆国：我当时的想法是，有可能他们回地震局后，能出现一个新的判定，毕竟是有很多异常情况。我至今仍认为，如果在北京地震队震情告急期间，从7月14—26日这12天里，如果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开一个京津唐张地区的震情会商会，把北京地震队、天津地震队、唐山、河北地震局都找来谈一下，说不定一碰头，情况就会好一些，对监测预报工作有利。

主持人：7月28日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

耿庆国：我在北京。

主持人：你晚上感觉到地震了吗？

耿庆国：当然感觉到了。

主持人：你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耿庆国：我就想，真的地震了。

主持人：你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预报没有预防？

耿庆国：震后，胡克实同志对我说：“有震情告急，对震情告急置之不理是不对的；有震情告急，对中央知情不报也是不对的。”说老实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京津唐张地区打一个招呼，报一个5——6级地震，是应该能做到的。我一再讲，我们没有水平报出1976年 7月28日几时几分，但我们有水平报7月底8月初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五项指标管30天，7月24日北京队内部会商的时候，张闵厚他做的地磁K指数异常，他就讲了，1976年7月26日正负2天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外围震级更大。我当时说你要把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报，包括北京、保定在内的京津唐张地区有六级以上地震。7月24日，我们当时真的很着急，我们寄希望于7月26日会商。

主持人：您当时在地震队担任什么职务？

耿庆国：分析组的一个小组的组长。测震是我联系的，还有气象。

主持人：因为您当时是与气象结合了。当时您听到您在北京感觉到地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

耿庆国：当7月28日晨听到唐山发生大地震，我和张闵厚抱头痛哭，这是我们毕生的遗憾。我的同班同学贾云年牺牲在唐山，也令我十分悲痛。7.8级大地震这样的浩劫，临震预报没有做出来，实在是我们毕生的遗憾。

主持人：甚至说已经分析到了，但是没有做出临震预测。

耿庆国：我们没有水平报唐山丰南这个具体地点，但是我们有水平报京津唐渤张这个地区。因为地震这么大，7级以上地震，它的烈度6度区很大。我们没有水平报7.8级这个震级，但我们有水平根据资料报震级可以达到5级或6级以上。

主持人：唐山地震没有前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耿庆国：我的老师傅承义先生是地震资深的专家。

在1984年2月，他审查我《中国旱震关系研究》这本书的时候，谈到唐山地震，我的老师讲了，唐山地震看来只是前震不明显，前兆还是十分明显的。第二句话，根据当时的情况，打一个五、六级地震的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能够办到的。但是他们居然没有做这件事。然后还说了其它的一些话语。所以我说，唐山地震我们是可以打个招呼的，打个招呼就不一样了。现在有的专家说，因为没有小震闹，因为没有前震，所以就没法打招呼，决策人可能是这样考虑的，也可能是出于慎重。

但是实际上专家们都知道，大地震中有前震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百分之七八十的大地震，事发前都是没有前震的。而且像海城那样有着非常完整的、非常好的前震的大地震，数量就更少了，只占百分之十几。

我国1966——1976发生的绝大多数7级以上大地震，像1970.1.5云南通海7.7级地震、1973年2月6日四川炉霍7.9级地震、1974年 5.11云南昭通7.1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1976.8.17四川松潘7.2级地震，都没有什么前震。有前震发生是非常好的，没有前震但是不等于没有前兆，因为我刚才所说的北京队提出的“七大异常”，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性和气象异常。都是七个方面的前兆异常。这表明唐山大震前，虽然没有前震，但前兆异常是十分明显的。

周恩来总理讲，要专群结合，要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这是非常对的。要以预防为主，要立足于有震，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若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周总理生前的教导指示，很好地发扬这样一种自主创新的精神，我国的地震预测水平一定能有很大的提高。

我从事地震现在已经40多年，40年里面，给我感受最深的，除了我的老师傅承义教授，他是研究地震理论这一方面，他不是专门研究地震预测的。当时他提出我们要搞地震预报，这是写在1956年国家科研规划上的。我们国家老科学家里面，能在地震预测第一线率领我们冲锋陷阵的，一个是李四光，地质部的专家，一个是翁文波，石油部的专家，他们两个人都是资深的学部委员，也就是资深院士。但是他们是亲自带头搞地震预测的。

1966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专门请李四光和翁文波来谈话，说我请你们来是要你们做地震预报，这是我给你们的任务。周总理给了李四光和翁文波地震预测的任务。他们二人一直到临终前都在努力做，这是令我非常感动的。所以李四光搞的地质力学和地应力，他有自己的一套主张和搞法，翁文波院士搞的是信息预测，是和传统的统计预测不一样的。翁文波的信息预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这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成果，但是现在仍得不到重视，这很奇怪，成为非主流派。党中央胡总书记号召我们自主创新，但我们在地震预测方面的一些自主创新方法，唐山地震后至今仍得不到支持。

主持人：您觉得唐山震后30年啊，在1976年我们国家是那样一个状况，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对于30年在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但是在地震研究中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您觉得这期间，我们国家地震研究有多大程度上的进步？

耿庆国：应该讲，我们国家在邢台地震之后，由于周总理亲自抓， 我们已经取得了海城地震预防的成功，当时世界都承认，中国地震预测水平是领先的。

因此只要我们的方向对头，我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有3000年的史料可以研究，我们的国土非常辽阔，版块内部的地震也是很独特的环境.关键就是要搞自主创新，而且是中国的原始创新。不要老跟着外国人跑，外国人没搞中国人就不能搞，这种标准是不行的。

我们国家把防震减灾工作搞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毕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们要建立小康社会，要实现和谐社会，除了要强调环境、资源、能源之外，还有一个灾害同样要认真的解决。防灾减灾工作，要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方面去考虑，要作为基本国策。在我们建设发展中，要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建设成果。希望国家对防震减灾要加大投入，要特别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预测方法研究，要对综合交叉学科的群体科学家正在从事的巨灾和灾害链研究给与切实的支持，以造福于祖国和人民。

我们国家应该把7月28日变成全民防灾日，要给我们的人民一种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因为我们在牺牲了二十几万同胞之后，我们应当要经常想到忧患的问题，这方面应该是把7月28日作为我们国家全民的防灾日，这也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已经快结束。非常感谢耿老师！

耿庆国：我补充两句。地震预报工作是世界上科学难题，还在探索当中，还没有解决。但是，应当把力量集中在临震预报的突破上。能够在震前、临震应急上多做工作，不是地震后，而是在地震前争取打招呼。我们觉得，人民的安危重于泰山，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很好的把临震预报搞好。特别希望能够在临震预测方法的自主创新方面得到有关方面的认真支持和落实。

主持人：今天也是最后一场关于地震的访谈，我们今天是30周年的纪念，希望我们不要再有这样的纪念日，再也不要出现这样大的地震、有这样大的浩劫。我们最后再悼念一下“7.28”地震中丧生的24万同胞。

谢谢耿老师！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