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在看一本文学评论，北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王文湛著的《一生难忘的47本书》。在这本书里，我知道了惠特曼的《草叶集》、波特莱尔的《恶之花》，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而最触动我的，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
阿尔贝·加缪是20世纪中叶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法国人。他被奉为存在主义文学的领袖之一，与哲学家兼作家萨特齐名。但加缪并不承认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局外人》这部小说是加缪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1942年出版的这部小说也使得加缪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这部小说篇幅不长，可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
看到这部小说的介绍之后我在网上搜索出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小说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莫尔索回到乡下参加母亲的葬礼，以及到他莫名其妙地在海滩上杀人。这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叙述，像记流水帐，显得有些罗嗦，我看得有点疲累，仿佛也变得和莫尔索一样，对一切都似乎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感受到一种无以排遣的烦躁和沉重。
第一章写到莫尔索的母亲死了，他冷漠得令人吃惊，我就觉得莫尔索这个人物太不晓得现实生活人情世故之厉害，这将为他带来不利。他居然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不看，他认为既然母亲死了，看和不看没有什么关系，这一举动使得他在世人眼中开始显得怪异。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母亲下葬之后第二天就与女朋友看滑稽电影和调情做爱，他的女朋友开始也是有点奇怪地看着他，后来就觉得没有什么了。对于追求眼前享乐的人来说，死去的人并不是很重要的。他们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在他们概念里头，让自己过得开心快乐远比躲在房间里哭泣悼念死去的人要好得多。
这使我想起以前看过的渡边淳一的《失乐园》，久木在凛子去为父亲守灵的时候硬是打电话要求她到旅馆约会，凛子果然偷跑出来，理性、教养、道德、伦理都被抛之脑后。这些人物在面对至亲的人死亡时没有表现出世人期待的那种合乎情理的悲痛。存在主义注重个体的感官快乐，虽然能够攫取一时的快慰，可结局呢？他们必然是要被这个道貌岸然的世界所抛弃，也或许说，是他们先抛弃了世界。在他们眼里，这个不容他们的世界是有够荒诞的。
可以说，仅书中的一些细小的地方就给我带来了一种思想上的冲击。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面，社会伦理道德早已深深根植于我的精神世界，并和我的个人世界观获得完美结合，当看到作品中的人物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时，我会自觉地站在批判他们的一边。那是简单的黑白是非之分，泾渭分明，不容混淆。我严肃地面对他们的灵魂，我觉得他们行为出格，应当受到严正的谴责和无情的批判，他们却不以为然，笑我是假道学，虚伪，不真实。
其实换一角度来扣问一下自己的灵魂，未尝没有过想要挣脱现实无形道德枷锁的念头，只是这种念头很善于深埋，并了解要藏匿起来才安全的道理，我相信有很多人深懂这种技巧。戴着面具生活，并不是仅我一个。社会无时不刻在举行盛大化装舞会，绅士淑女，各各尽情尽兴卖力表演。
第二部分是莫尔索被审讯的过程。这一部分主要通过描述莫尔索在监狱里的生活，他逐渐习惯了失去自由，靠回忆打发日子。他想的东西很多，但是他对死并不感到恐惧和悲哀。尽管客观上来说他是属于自卫杀人，应该有辩解的机会，可是法庭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法官的依据是莫尔索在母亲的葬礼上连眼泪都不流，且在母亲死后第二天就和女朋友鬼混。像这样一个“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的魔鬼般的人理应正法。法庭根本没有必要再进行详细的访查取证。在莫尔索自己来说，他也不要辩护，他看出为他免费辩护的律师并没有法官聪明。最主要的是他认为30岁死和70岁死没有什么不同。在临死的前一晚，他拒绝神甫为他祈祷，他因为不耐烦而终于爆发。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爆发，他说：“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
小说的主人公莫尔索始终游离于社会加诸他身上的角色之外，没有按这个世界公认的规则去玩游戏，也没有为自己蒙上感情的面纱。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荒诞的，他觉得自己自始至终是幸福的，因为他活出了自己。他不为别人而活，他不被世俗同化，他不在应该悲伤的时候假装悲伤，他不在应该说谎的时候认真说谎，他不在应该忏悔的时候假装忏悔。他不按这个世界既定的规则去游戏，他保持了清醒的理性，始终忠实于自己，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自己生之世界的荒诞，他活得真实，他至死幸福！
加缪在《西绪弗斯的神话》中说过：“如果智者一词可以用来形容那种靠自己所有的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所无的来生活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智者。”如此看来，莫尔索就是一个智者。尽管这说法未必会得到人们的认可，但毫无疑问，莫尔索是个对世事无动于衷的“局外人”，他的冷漠使他看起来显得那样的特别，那样的鲜明。当我们热情地专注于生活中的种种烦恼，进而派生出无穷无尽的爱恨情愁痛苦不堪时，莫尔索正以嘲讽的表情睥睨着我们。是否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荒诞的人物身上获取某种启示？我们的执着，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