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以来，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等诸多争论。多年来，争论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在这场旷世争论中，作为主角的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却一直没有发言的机会。
不知情种下转基因水稻
农民要的是高产。董克江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田两斤肥，大概100块钱，两斤半的种子40块钱，还有大概50块钱的农药和30块浇水的钱，不算人工，每亩田成本要200多块钱。而现在政府收粮是8毛钱一斤，早稻亩产七八百斤，晚稻一千斤左右，一年下来，一亩田卖的稻谷大概平均能卖600多块钱，减去成本，只剩下400多块钱的利润。
“现在农民种田的成本上升了25%，即使使用能抗虫的种子，产出来的稻谷也只能增产8%。”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魏武心里也有一本账。去年普通杂交水稻的种子一斤卖7块钱，今年已经卖到15块钱，膜从50块钱一桶，涨到了80块钱一桶，老水牛从一千多块涨到近四千块，很多都是两三家合伙买一头牛。“农民什么价格都决定不了，他自己能决定的就只有产量。”魏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多打农药，虫子少产量就高，施大肥，稻谷产量也高。”但近年来由于农民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这种种植方式，也一直在威胁着食用者和土地的健康。
2005年前后，一种可以不用打药又高产的转基因稻种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宁等地区出现，让当地的农民很兴奋。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始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转基因的水稻种子，以为是政府推广的另一种杂交稻的新品种。
“种子公司的人说这种子可以抗虫、增产，很多人就拿来试种了一下。”董克江说。这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会产生Bt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螟虫引起肠麻痹而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的农药使用量减少，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有农技站的种子公司，也有个人的种子公司，都在卖。”董克江说。这样的稻种在包装上都没有标明为转基因品种，大多只是在包装上画了一条小虫子，这是湖北出现的转基因稻种的隐晦标志。
“开始是几家种，后来逐渐扩散，大家开始抢着种。”董克江所在的土地堂镇很多村民都种上了这种抗虫水稻。住在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农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他自己也种了3亩这样的抗虫水稻，“开始都不知道种这种水稻是违法的，种子公司说是政府培育的。”胡姓农民说。
种了转基因大米的农民，对吃这种大米都抱有很谨慎的态度。唐涂村的胡姓农民告诉记者，当时他家种的3亩稻谷，全部卖给了私人米厂，或卖给粮所，邻居家的这种大米卖剩下的，都拿来喂鸡了。而胡姓农民自己吃的，都是自家种的两亩早稻，是自己留种的传统大米。
转基因大米的种子价格很贵。按照2005年江夏区的种子价格，非转基因稻种每斤5块钱左右，转基因稻种至少每斤15块钱，最高价时可以卖到40多。“价格很高，像赌博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能不能高产。”也有村民像董克江一样采取了观望态度。
根据“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都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就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
上述转基因水稻在湖北大规模种植的结论，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处得到证实，“有的科学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种子公司，他们把产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卖，盈利都是自己的。”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2009年Bt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接受该杂志采访时曾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
当时，该杂志称张启发为“中国农业部的科学顾问”。这个高调的发言，也让国内外转基因领域的同行，都认为2006年春季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就“极为可能实现了”。
2004、2005年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流出源头，证据都指向了华中农业大学。江夏区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魏武就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刚开始种子是华农发的，今年华农没货，我们就没货。”
自2009年8月17日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半年多以后，2010年3月2日农业部首次就农业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等问题答记者问，并表示：“截至目前，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说是不打药还是要打药”
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种水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
“产量并不高多少，说是不打药，但还是要在秧苗秧龄期打一次药。”胡姓农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的虫子。螟虫吃谷心、谷苞，稻飞虱吃稻秆。“现在稻飞虱比螟虫狠，从底下往上吃，要分箱来打，一格子一格子的，像给非典病人隔离似的。”2007年、2008年，江夏区有很多村子一**一**的田，都被稻飞虱吃掉了，颗粒无收。
董克江也一直很纳闷，现在的虫子怎么比以前厉害那么多。“以前虫子比较容易死，原来早稻不需要打药，晚稻打一两次就可以了，现在早稻打两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难把虫杀死。”同时，他也担心，即使是施用农药，螟虫还是螟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这种高科技的种子会不会让虫子更不怕药，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在他朴素的思想里，这么多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种子在发展，虫子也在发展。
董克江的担心不无道理。其实他担心的情况，已经在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出现。2009年，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8年之后，抗棉铃虫的基因虽还在发挥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
而据英国科学与**研究所(ISIS)2010年1月18日的报告称，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6年以来，已商业化的三大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报告转述相关科研人员的判断说：转基因作物种植初期，确实能抵御虫害和杂草之害；但自然规律的力量比人类人为的力量更大，时间长了、生态平衡使害虫害草发生了“抗体”适应性而获得更强生命力，结果，导致作物对农药需用量的持续增加、甚至更多。
“这是犯一个错误，再用技术弥补一个错误。”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在美国，按照政府颁布的法规规定，种植Bt转基因玉米，必须同时间套种非Bt转基因玉米、且数量不得小于整个玉米种植面积的20%。该非BT转基因玉米种植称为“refuge for insects”(直译：害虫避难所)，其目的是让不吃Bt转基因玉米的害虫有些吃的机会、以免产生新一代可以吞噬Bt转基因玉米的新害虫。
其实，中国农民最想要的，就是一亩田能多收成一些大米。唐涂村的胡姓农民种了三年的转基因大米，他向记者证实，其实转基因大米并不多么高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基因技术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间接增产。
“在试验田和在老百姓田里有很大差别，单产很难实现。”蒋高明则说。他认为，中国的优势是农民多，可以精耕细作。转基因的好处是规模化生产，人干的活(除草，防虫)让作物自己干，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健康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