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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家驹

邹家驹

据说,同庆号建号270周年纪念饼既将诞生。从时间上算,270年前,即发生在乾隆初年,也就是公元1736年。


云南政协报《观察周刊》记者詹英佩写了一篇《变形金刚》的文章。她在海内外不少书刊、杂志、网站上看到有关介绍云南古六大茶山老茶号的文章,指出不少文章、书籍对老茶号的历史、年代记述混乱,前后矛盾。他们对古六大茶山和老茶号的历史没有作过调查、研究、考证,为了炒作、卖茶、谋利,随意编造老茶号的历史和年代。就拿同庆号来说,有的说同庆号创建于雍正二年;有的说建于雍正七年;有的说建于雍正十三年(1736年);还有的说建于乾隆三年、五年。说法有七八种,而每一种说法都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依据。这些写文章、写书的人几乎都将同庆号的龙马商标配在文章中,年份编好了却不去认真看看那个商标上的文字内容。



詹记者认为,说同庆号建于雍正年间从历史来分析也不可能,普洱府成立于雍正七年,在此之前六大茶山属于车里宣慰使司管辖,在世袭、牢固的土司制度下,山林、土地、一草一木都是土司的私产,在这种封建领主经济的条件下,汉人不可能到易武建茶庄。再说如果雍正七年以前六大茶山就有了茶庄,也就不会发生莽枝茶山的“麻布朋事件”,从“麻布朋事件”可看出汉族商人当时在茶山买茶时的境况,如当时茶山有茶号,那几位汉族商人便不会惹出祸端人头落地,因为“麻布朋事件”使云贵总督鄂尔泰拉开了西双版纳改土归流的序幕,改土归流后置建了普洱府,六大茶山从车里宣慰使司的管辖中脱离出来。


引自《普洱茶》:


有的普洱茶书说,同庆号茶庄于1736年在易武设立了毛茶工厂,工厂规模算是最大的之一,产量也很高。其历史可算是最久的,前后历经了二百多年;代表“同庆老号”的“龙马商标”内票,内飞使用了一两百年后,于庚申年(1920年)间更改为“双狮旗图”。


《方圆之缘——深探紧压茶世界》第115页介绍:易武第一家茶庄,“创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6年)的同庆号,是易武地区最早创建的茶号,由来自石屏的刘汉成所设立,其早在雍正二年已抵达易武,未开号前,就已经营茶叶贸易,迄今已有270多年历史。同庆号遗址早已不见,目前是在易武大街位置,由邮局取而代之,也是早期老茶庄中,惟一设在大街的,其余茶号均设在易武老街上。”


詹记者曾去采访过同庆号老板刘葵光的三个孙子,这三位年愈古稀的老人都说龙马商标是同庆号1900年至1927年左右使用过的商标。 刘氏宗亲原系湖南省麻阳县青田氏,明代时随军旅由湘至川,再辗转至滇南石屏。刘家的先曾祖嘉运公刘顺成于清光绪年间由石屏宝秀长途跋涉至易武街经营茶叶,历经数十年艰苦创业而积有余资,遂置山产、募佃农、造茶园,形成当时当地小山主型资产阶层之一。刘顺成于道光二十一年(1741)出生,到易武时已过而立之年。刘家介绍,刘顺成的父亲刘镇襄始往来石屏和易武间做百货生意,其中也包括部分茶叶生意。刘家家谱没有注明刘镇襄的出生时间。


经詹记者介绍,我采访了刘葵光的孙子、年近八十的刘作锐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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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志》记载:“清光绪元年(1875),易武富商‘同庆号’老板将女儿嫁与土司,联姻缔缘,结为嫡系,富商变为‘山主’。民国十年(1921),土司死后,‘同庆号’老板将土司的土地、茶山据为已有,并行使土司特权,同庆号成了易武的‘土司衙门’。”在土司制度下,倚邦、易武的土地,茶山山林全属封建领主所有,农民向土司缴纳贡赋、地租和税捐。《勐腊县志》记载清光绪年间,“随着以茶业为主的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出现土司、贵族,大头人、富商买卖土地现象”,与刘氏家族的家谱和后人的叙述相吻合。不知“同庆号茶庄于1736年在易武设立了毛茶工厂”有何史实根据。

中国第一部商标法是清末1904年由清政府颁布的,名为《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清末商部“采择各国通例,参协中外之宜,酌量添改”,拟定了《章程》28条,《商标注册细目》23条,于8月4日上奏,旨准颁行。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商标法》,并正式成立农商部商标局。 有的书上竟然说,代表“同庆老号”的“龙马商标”内票,内飞使用了一两百年后,于庚申年(1920)间更改为“双狮旗图”。这是值得注意的。

显而易见,刘家后代所说的“龙马商标”使用时间同中国第一部商标法实行时间段相吻合。锁定“龙马商标”的使用时间段,按商标上指明的“百年字号”推算,时间正好到嘉庆年间。刘顺成是第三子,于道光二十一年(1741)出生,不管怎么算,他父亲刘镇襄只能在嘉庆年间出生。商标所言与刘镇襄开始到易武做生意碰到了一起。在刘家家谱上,没有“早在雍正二年已抵达易武,未开号前,就已经营茶叶贸易”名叫刘汉成这么一个人。中国姓氏的辈分从来不会乱。刘家“成”字辈出生在道光年间,长子刘建成、次子刘功成、三子刘顺成、四子刘炳成,这个辈分不会倒回一百多年去。

“龙马商标”和“双狮旗图”之间还有一个疑点。“龙马商标”在“今加内票以明真伪”后,落了一个“同庆老号启”,而新换的“双狮旗图”却自自然然地说,“近来假茶渐增仿造愈众”,故于1920年8月改换图记,落款并不特意强调“老号”。强调“老号”是提醒人们曾经有过的东西。如两茶品同出一个茶庄,为何会前后风格和提法不一致。两张内票都在说有假冒商品,都在提醒人们注意辩伪,说明当时同现在的情况一样,赝品假货横行。两票中或许有假冒,或许发生家族纷争,或许出自两茶庄,时间上谁前谁后,谁真谁假,尚在未知之列。

莫非270年的历史根据是“双狮旗图”上的庚申年,即公元1920年。往前推184年,往后加86年。后86年应该是清楚了,前184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板着手指算算,再过30年,到2036年,是否又会有一个同庆号300周年纪念饼问世了。

再说,改土归流前,土司制度铁板一块。改土归流后,茶山变革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随云南巡抚甘国壁入滇的倪蜕写的云南第一部编年史《滇云历年传》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 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标志流官建治的普洱府遭到傣族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抗,从雍正七年至雍正十三年,六大茶山动荡不安,连年发生起义和战乱。1736年即乾隆元年,六大茶山地区的民族矛盾尚未平息,局势动荡,清政府被迫将攸乐同知撤回思茅。归流后,云贵总督尹继善在茶区实行“以土目管土人,以流官管土目”的办法,任命的武职土把总仍然是世袭的土司。清雍正七年(1729),易武伍乍虎(善甫)因“率练杀贼有功”授土把总世职。易武土把总司在倚邦之东南,澜沧江以东,西距车里225里,西北距思茅380里,西南至勐仑84里,西北100里至倚邦。乍虎死后,子伍朝贵承袭,朝贵传弟伍朝元袭,乾隆三十年(1765)以军功升土千总。朝元死后,子伍英降等承袭土把总,英死后,子伍耀祖承袭,耀祖死后,子伍荣曾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承袭,荣曾死后,子伍定成承袭,定成死后,子伍长春于光绪八年(1882)承袭,长春死后,子伍树勋于光绪末年(1908)承袭。树勋于民国10年(1921)死,无嗣,由其弟伍元熙供职未袭,元熙死后因无嗣,才废除土司。在这种形势下,汉人如何在六大茶山建茶庄。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云南普洱茶文化被铺天盖地的“纪念茶”庸俗化了,什么都在纪念,大到新闻题材,小到红白喜事、阿猫阿鼠。捕风捉影的东西也堂而皇之、历史性地纪念了。几十年后,人们会发现这一有趣的历史现象。或许又一个270年后,考古专家会发现一个同庆纪念饼,并由此发掘出540年的“龙马商标”历史。

纪念,是人类历史文化意义上满足精神需求的活动,人们在收藏、把玩的过程中期待属于精神范畴的升华和社会价值的提升。纪念物的社会历史位置和真实性,决定其收藏价值和相关的升华和提升。世界收藏史上似乎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专为纪念而制作的物件往往不为后世所追捧,究其原因,或许是刻意脱离了生活。人们追逐的,往往是历史生活中不经意留下的东西。沈柏华老师是一个喜欢集邮的老人,前不久在昆交会上看到一版某某企业的纪念邮票,他很生气,决定不再买纪念邮票,伤心地结束了一生的嗜好。我们从中应该悟出一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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