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山水自然观

2006-12-21 　□戴国仁

　　走进历史，解读中唐时代柳宗元人生的心路历程，豁然鲜亮的是他的山水自然观。

　　作为山水诗的大家，柳宗元的诗表达了对自然的挚爱情感。

“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传达出高洁静美的情操，表现了寄情山水的心志。

山水诗的代表作《渔翁》:“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唉乃声声，民歌阵阵，独特古朴的风情，

在潇湘之滨，依稀尚闻。唱一曲民歌，歌声在青山绿水间荡漾，喊一声号子，豪气在蓝天白云中飞扬。

诗人在观照自然的同时，把感悟人生、宇宙的情感化入眼前的景象，使得青山绿水，空灵恬淡，

清丽无比，神妙无穷。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柳宗元，字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传承了屈原诗歌的奇丽特色，

读他的山水诗文，不难觉出字字是情语，句句是景语，显出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柳宗元在古代山水游记上的建树，也显露出他珍爱自然的情趣。贬谪永州的柳宗元，

足迹遍布那里的山山水水，领略了奇美的自然景象: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

无不为之感慨，并抒写了著名的《永州八记》，无论画山水游鱼，还是描树木岩石，都生动细致。

表达了对自然美的深切感受，确立了他山水文学大师的崇高地位。

　　在永州10年，他常与朋友“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在悠游山林的过程中，

体会了与自然归化的意境。当登临西山后，他感叹:“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仿佛融入邈远深幽的大自然；在游览小丘时，他感言“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

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在清爽幽静的氛围中，

他忘却了是非荣辱，表现出乐山好水的淡泊情怀。

　　公元815年，柳宗元来到柳州，他不畏艰苦，挖井开荒，植柑种柳，改良生态，

亲身践行山水相谐的自然观。当他看到城内居民用瓦罐到柳江取水时经常摔跤跌倒，

便组织人力，在城北挖了一口深水井，居民们不仅可以随时使用，还可用来浇灌菜地，

为百姓生活、生产带来很大便利。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就号召劳力开垦，鼓励百姓发展生产。

在修复大云寺的同时，开荒植竹3万竿，种菜百畦。还在城西北郊“手种黄甘二百株”，

写下“春来新叶遍城隅”的诗篇；他亲自参加植柳绿化活动，种柳江边，

即兴题咏《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这是公元816年春天，诗人记录时政、见证古代植树活动的诗章，

表达出绿化惠民的愿望。

　　在柳宗元的倡导之下，荒僻的柳州城乡焕然一新，生态有了很大改观:“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柳州罗池庙碑》)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就规划建设了愚溪、钴母潭、龙兴寺西轩等多处景观；

在柳江的驿道旁又设计建造了冬暖夏凉、别具特色的东亭，增添了柳州的生态景观。这种生态建筑观——设计与建筑应因地制宜，天然成趣，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进入柳宗元的精神世界，最鲜明的是他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在《天说》、

《天对》等哲学论著中解说天和人的关系，指出天地、草木都是自然物质，

自然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变化是多样复杂的，决定于自身互相对立的力量，

阐发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现代著名哲学史家侯外庐认为，柳宗元对“天”的唯物主义论证，依据了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不仅肯定世界是物质的自然存在”，而且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成为中唐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

　　审视柳宗元诗文，可读出深藏于柳公“山水”中那种尊重自然的哲学意蕴，永州的嘉木、美竹、奇石；柳州的江流、岭树、芙蓉，无不昭示自然的静美与平和，千百年来，柳公“山水”静静地守望在那里，守住了本真，守住了自然。
　　
　　柳宗元(773～819)，唐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今山西永济人。33岁时，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改革中坚，在半年内推行了诸多进步举措。公元805年事败，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815年再贬柳州（今属广西）刺史，47岁溘然长逝于广西柳州。

冬春之交，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　——选自明朝政令


帝王育物天地好生
　　
——朱元璋及明朝生态观的文化诠释


2006-08-24 点评：戴国仁

　　朱元璋在治国理政的生涯中，先后营建了中都皇城和南京城，传承了宋、元都城建筑“山环水抱，山清水秀”的生态观；明朝颁行和诏示的法律政令，体现了诸多维护生态环境的举措，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生态平衡、恢复自然和谐的作用。
　　1386年，在南京城市建设的基础上，
　　朱元璋诏命营造了皇城、府城和外城三重。其规划布局，反映了明代城市建设的生态意识。其实，早在1369年，朱元璋就在风阳营建了中都皇城，虽然扩建南京时拆迁了部分殿宇，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至今风骨和气势犹存，享有“东方巴比伦”之称。古建筑专家单士元认为，“明中都”在艺术上继承了宋、元的传统，又开创了明清时代的新风格，在我国及世界都城建筑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来，明成祖朱棣于1420年扩建的紫禁城，基本上依照了中都皇城和南京的设计架构，气势更加宏伟壮观。现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诚深情赞叹:紫禁城“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开国之初，朱元璋遵从儒家“帝王育物”、“天地好生”的主张，颁行了有利于恢复自然生态、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冬春之交，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对自然资源开发季节、物种保护等做了具体禁限。随后发布了停止采捕鹧鸪、竹鸡等禽鸟的诏谕，并禁令附属国进献珍稀野生动物。
　　朱元璋还诏令屯军士兵，每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又“令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同时发布新植桑枣免征赋税的政策。这种奖惩结合的办法，
　　使园林的规模大增。加之朝廷以植树造林的绩效考核官吏，更促进了林木的种植数量，使植树造林即成风气。
　　明代推行了湿地封禁维护的政令。《广志绎》记载:明代“中、大、小三海，水四时不竭，禽鹿獐兔、果蔬草木之属皆禁物也。”京城太液池北的苑地，养有貂鼠、孔雀、白鹤等珍禽异鸟，为帝王狩猎营造了皇家公园，客观上保护了野生动物，维护了生物多样性。

旦为朝云 暮为行雨

2006-08-10


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选自《唐高赋》

古代骚人墨客游历三峡时，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三峡的云和三峡的雨，诗人们为何对峡中的云和雨如此钟情眷念而难以忘怀？

究其原因不外两点:其一，作为自然现象的云、雨，乃是三峡地区最具特色、最富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观。三峡地理位置位于我国中亚热带湿润地区，空气湿度相对较大，达60～80％，因此云聚相对较多，上游的重庆因多雾而称之为“雾都”。

其二，三峡中多云多雨的自然现象，经古代骚客诗人们的文字渲染而形成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云雨意象”。“云雨”一词，源于战国时代著名楚辞作家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那段“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自叙。“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李商隐诗)。自宋玉《高唐赋》问世之后，三峡中的云雨已不再单纯是自然现象，有学者认为宋玉此赋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云雨”经典意象。

《高唐赋》中用华美的辞章铺叙了巫山一带的地形地貌、雄奇的峰山、险峻的流水以及丰富的植物，动物资源等壮丽的大自然景观，尽管在描叙中不免有文字上的渲染与夸张，但《高唐赋》仍然为我们描绘了2000多年前三峡巫山地区地理环境与自然生态的一幅真实图画，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三峡气象学、生态学层面的人类生存环境、原始自然生态的面貌与历史变迁等诸多方面，有着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宋玉用了极其精炼的文字和一系列极限性的形容词对巫山高唐地区的山水风物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高矣显矣、临望远矣。广矣普矣，万物祖矣。上属于天，下见于渊。珍怪奇伟，不可称论。”应该说，这种描述是符合三峡巫山一带自然地理的客观实际的。三峡地区的现代地貌形态，在距今约4000万年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后基本形成，虽然晚近时期仍处在运动状态中，但地貌形态同战国时代大致相同，两千多年来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灾害尚不足以改变其基本面貌，因此，《高唐赋》中所描述的巫山山水自然景观，现代人读来颇有熟悉和亲切之感。

用“万物祖矣”来表述三峡巫山地区动植物物种分布之广泛与丰富，虽稍显夸张但不失其真实。三峡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它成为第三世孑遗物种的“避难所”和天然动植物园。巫山东北部与神农架原始森林毗连，有着保持较完好的原始生态系统，是许多原始珍稀物种的基因库。这说明战国时代巫山一带林木繁茂，满山花果，遍地芳草，森林与植被的覆盖率很高，原始生态保持良好，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宋玉“感心动身”……放眼现代之巫山，已难见这如诗如画的绿色世界，不免有今不如昔之嗟叹！
两千多年来，由于人类缺乏环境意识而造成对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对森林资源的毁坏，加之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三峡地区的植被覆盖率与森林面积较之古代大大降低，致使许多珍稀物种随之消失、灭绝。现代人应从《高唐赋》中获得有关生态学方面的有益启示。

鸟兽不惊！普里什文的理想国度

2006-03-23 ■郭耕

●普里什文●
普里什文(1873－1954)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人物，他是怀有强烈宇宙感的诗人，善于倾听鸟兽之语、草虫之音。1902年，他到俄罗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和沼泽地带进行地理和人文考察，写成随笔集《鸟儿不惊的地方》，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地区的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描述了尚未被现代文明冲击的农民、渔夫、猎人、妇女和儿童的淳朴生活和风俗习惯，并且寻幽探秘，追寻当地文化和独特的地域文化。《鸟》的成功使普里什文在俄罗斯文坛崭露头角。普里什文不仅把自然与具体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而且第一次把“大地本身”当作“故事的主人公”。在普里什文那里，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生存的外在环境，而是一种深入人的实际生活和具体进行在人内心世界中的过程。普里什文是超前的，在一个以开发自然为基调的时代，他能够抵抗住种种诱惑和压力，使自然成为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纳的文化；他试图恢复自然的本来面貌，从而使自然真正成为既诱使人去探究，却又永远无望穷尽的永恒。
　　
最初听说普里什文这个名字，是在2005年12月。当我收到参加普里什文文集出版座谈会的请柬，因年底事忙又对其一无所知而准备放弃时，是《人与自然》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靳恩平专门打来电话，落实参加研讨事宜，我才决定赴会的。可以说，无知的我，刚刚知道普里什文，并从对他的无知，通过这几天的“恶补”，变成略知一二的，而此刻，竟还油然生出一种神交已久的亲切感，似乎普里什文早已和我相知，只是名字一直没有对上号似的。因为，此时，在我工作的千亩麋鹿苑，春寒料峭中求偶的戴胜；荒草中偶尔撞见对我回眸而视的狍子；枯柳上十几只正襟危坐、怒目圆睁的长耳枭；凌空飞过、双翅生风的大群的绿头鸭；翻飞鸣啭，伴我而行的一对大山雀……无不与普里什文的《鸟儿不惊的地方》等作品中描述的情景相暗合。

那天，社科院大楼的外文所，高朋满座，尽是研究和精通俄国文学的出版家、翻译家、理论家。我，好像还有国家林业局的陈司长，则是作为动物保护或环保人士被邀请到会的。文集的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赠给与会者每人一套普里什文文集:包括《鸟儿不惊的地方》、《人参》、《大地的眼睛》、《大自然的日历》、《恶老头的锁链》，我才算开始领略和接触这位号称“伟大的牧神”、“俄罗斯语言百草”、“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先驱”的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当时，仓促地翻阅几下，便要发表什么有见地的言论，真有些难为人。好在陈司长要先说先走，他在肯定文集的同时，从当今保护动物的主流入手，指出作品的时代局限性:狩猎行为，已经过时，提醒读者，不宜倡导。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在当年已属难能可贵，无可指责。其实，普里什文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已经把狩猎与自然保护的关系做了精到的阐述:“在某种场合，狩猎被认为是一种认识自然的方式，或获得欢乐的诗歌，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我的狩猎中会产生出我们不可或缺的保护自然的事业。”真是先知先觉，我国林业院校的保护专业，前身就是狩猎专业，我们今天林业部门的动植物保护处，以前就叫“狩猎办”。记得在那天的研讨会上，我坦白地说:作为从事动物保护科普创作的我，很惭愧，以前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写自然、写动物的俄国作家、一个可亲可敬的俄国“老头”，直到81岁高龄，还笔耕不辍。我曾以为，生态文学多产生于欧美，《论自然》的作者爱默生、《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我们的国家公园》的作者约翰缪尔、《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都是美国自然文学的代表。而普里什文何许人也？真的不知道。后来，通过浏览《鸟儿不惊的地方》，我读到一段惊世骇俗的、涉及保护生灵的话语:“一位令人起敬的人应该是独立的，不仅不伤害天鹅，而且连野鸭子都不去碰一碰的人……伊凡在春天杀了一只天鹅，他在秋天就死了……”作为上个世纪初的人，普里什文能有这样的“生态意识”，无疑是超前的。


1873年出生于俄罗斯奥廖尔省的普里什文，童年时代是在接近自然世界的乡村度过的。青年时代曾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攻读农艺学，开始工作时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林和卢加地区做农艺师。早期的这种经历，对他在一生的写作生涯中，以专业的视角和精到的语汇描述自然大有裨益。他描述的动物几乎都是具体到“种”，“森林里是鸟，有花尾榛鸡、黑琴鸡、松鸡……空中驰骋着海鸥、燕鸥、贼鸥和沙鸥……记录的海兽有海象、环斑海豹、髯海豹、格陵兰海豹，还有白鲸……”、“除了驼鹿，花鹿，猎人们还打狼獾、艾鼬、水獭和白鼬”。


弃农从文后的普里什文专事写作，先是到当时很少有人研究的俄罗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和沼泽地带进行地理和人文考察，搜集暂时屏蔽该词文学作品。完成于1907年的考察见闻式的随笔集《鸟儿不惊的地方》即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他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角度，对当地的文化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他忠实地记述了不少老人的话便可见一斑:“现在的人更聪明，更健壮，可是，古代人生活得更舒服”。“这些精神上富足的人们不为一文钱而出卖自己，他们不抽烟、不喝茶和酒。因此，这里荡漾着旧日的诗意……”，“每一位老人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有一种现在的年轻人所不知道的生活琴弦，只要你能够轻轻拨响它，他就会活跃起来，像一位艺术家一样把他的往年岁月娓娓道来。在故事的末尾，他还会向你表示感谢，由于你的出现而又重心燃起他那已渐渐熄灭的心灵之火。”普里什文独辟蹊径的文风，使其被认为是“科学中的艺术家和艺术中的科学家”。因此也有人说，他是从俄国的北方走进俄国的文学的。


普里什文的一生，是人在旅程、跋山涉水的一生，行吟漫游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但他的旅行，绝非今天意义的旅游，如今快餐式的旅游多是为证明去过某地而留此存照而已。如同一批被送上传送带、没有主见、失魂落魄、被钱驱使的货物。读读普里什文，真是自惭形秽。他行走着，像一个朝圣者在朝觐了一个又一个自然圣殿之后，终于采用自然材料建起了他的文学庙宇。正如本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的博导、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刘文飞先生所说:普里什文是一个观察细致、体验充分的行者，一个充满温情和爱意的行者，更是一个思想着的行者。在他接下来的一部部著作中，日益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吻合”。
这是《人参》中饶有趣味的一段:“那是满洲里按季节迁徙的山羊和麝……在一面高高的峡谷陡坡上，看见一只公山羊，我猜想它已经发觉了我，在用它的语言骂我哩。正当饥肠辘辘的我用枪瞄准它时，我又看见山羊不远的柞树下躺着一头粗壮的野猪。原来，山羊不是骂我，而是骂那只野猪……”用他自己在《灰猫头鹰》中的一段话来解释:这样既描写人又描写动物，才是描写动物的准确方法。


如今，人们离自然越来越远，有幸阅读普里什文，仿佛是与他做了一次心向自然的回归。他渴望的是这样的国度，“那里没人捕杀鸟儿，既不喂养鸟，也不保护鸟，只是与鸟和平共处。”聊以安慰的是，这个保护自然的渴望，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和当代文明的趋向，让世界充满爱，让鸟兽不再惊骇，使万物重归和谐，不仅是一种忏悔，更是一种救赎。

欲不过度

2006-10-19 □唐怀升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人类是情多欲重的动物，故有“七情六欲”之说，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地方。

　　人类就是在不断产生欲望、不断为满足欲望而奋斗的过程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人的欲望在推动人类前进的同时，也将人类一步步推向一条高而险的绝路。

　　两千多年前孟子生活的时代，鱼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东西，而熊掌已很难得。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熊的数量已减少到需要政府立法保护才可避免种类的灭绝，就是鱼这种普通的东西，也因资源的日渐枯竭而不再出现“船儿满江鱼满仓”的喜人局面。为使子孙们在若干年后还能尝到鱼的滋味，人们不得不采取封海、封江、封湖的“禁渔”措施，让鱼有时间来繁殖和生长，不再成为人们随时随地而随心所“欲”的东西。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与人类的“欲”之无度有很大关系。

　　人类为满足永远不能满足的“口福”，愈来愈食不厌“鲜”、味不厌“野”，天上飞的除飞机、水里游的除轮船、两条腿的除人、四条腿的除板凳不吃外，其余诸般生物皆难逃人类饕餮的“海口”，自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后，无数甘愿冒着被法办风险去偷猎的人、冒着可能得上怪病危险去尝试山珍海味的人前仆后继，直吃得野生动物都变成了凤毛麟角。

　　人类无节制的、不断膨胀的、过度的欲望，对人本身、对自然、对地球生态造成的严重伤害和破
坏，目前已很清楚地摆在人们面前，它已成为人类正常欲望实现和正常健康发展的阻碍:无节制的开发使自然资源日渐枯竭、臭氧层空洞和地球温室效应使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汽车尾气等有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空气的污染日益严重，已对人类的健康生存乃至生育能力都构成致命的威胁，人类马上就要无后了，岂不是已经走上了绝路？！

　　“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本性注定了人无止境的发展欲望，但“欲速则不达”，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自然界是需要保持平衡的，它不能容忍人类极度的、畸形的发展，否则将遭毁灭。那么，在现实追求中对欲望“度”的掌握、对“所欲”的选择取舍，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需要人们进行很好的研究。

　　两千多年前以雄辩和善喻著称的亚圣孟子，就是研究得很有成果的一位，当“我所欲也”的鱼和熊掌、生和义“二者不可得兼”时，他告诫人们要“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要学选择。

那么，人类在持续健康发展和饮鸩止渴自绝式发展之间，选择哪一种，实在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他用石油燃烧制成石烟，再用于制墨，

从而减少了我国北方地区因伐树制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


沈括笔下的石油污染

2006-11-24 ◆邓延陆

　　在中国闻名遐迩的“文房四宝”中，墨与笔、砚、纸并列其中。最早的墨是采集松木燃烧，取松炱制成。约1000年前，北宋时期的沈括首先用石油燃烧制成石烟，再用于制墨，从而减少了我国北方地区因伐树制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此同时，他还通过仔细观察，记录了当时风靡于世的用石油烟炱制墨业所造成的大气污染状况，成为世界上最早记载并认识到石油原油燃烧造成大气污染的第一人。
　　沈括原籍浙江杭州钱塘，生于公元1031年，卒于公元1095年。他于1063年中进士，进入仕途之后就参加了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先后历任江苏沐阳县主簿、司天监、军器监、河北西路察访使、三司使(主管中央财政经济之职)、陕西鄜延经略史、延安知府等职。他在任职期间尊重科学，体察民情，在天文、地理等领域卓有建树。我国从宋代毕升伊始的活字印刷术，就是由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加以详细记载而作为史料流传于世的。
　　公元1086年以后，王安石变法革新不幸夭折，沈括便淡出仕途，在江苏京口(今镇江市)筑建梦溪园。时年57岁的沈括于1088年迁往梦溪园中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了不朽之作《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共26卷，加上《补笔谈》3卷和《续笔谈》，共列609条，囊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工程技术、天文、数学、物理、化学、气象、生物、医药等史实，是1000年前世界科学宝库中绽放的一朵奇葩。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详细记述了急性汞中毒的现象:“服之，遂发懵冒(昏迷)，一夕而毙。朱砂至良药，初生婴子可服，因火力而变，遂能杀人。”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部书中还详细记述了任延安知府、鄜延经略史之间，发现石油及用石油烟炱制墨时所产生的大气污染:
　　“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墨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即烟炱碳墨)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油多似洛阳尘’。”
　　由上文可见，沈括认为，用石油烟炱所产生的碳黑制墨，可减少松木资源的消耗与枯竭，故率先发明了用石油烟炱制墨，“遂大为之”而在世上流行。他在《梦溪笔谈》中形象地描述了延绵千年的制墨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今齐、鲁(今山东)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指今山西、陕西一带)、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童矣(大半成了光秃秃的荒山了)。”但是，石油原油燃烧时所产生的烟炱尘灰对环境污染太大:“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烟亦大，墨人衣。”沈括对此形象地在《延州诗》中描绘道:由于当地广泛用石油烟炱制墨，使得人们在冬天尚未过去时，衣服全被熏黑了。二郎山下红红火火发展起来的制墨业虽然发展了当地经济，可是石油烟炱多得像京城洛阳车水马龙所腾起的灰尘。寥寥200余字，却把用石油烟炱制墨的好处(保护生态环境)、发明者、危害(大气污染)等刻画得淋漓尽至。1000年前写成的这篇文章，也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详细记述生态环境破坏和作坊经济造成严重大气污染的宝贵文献。

早在19世纪中期，他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今天，他的观点已经成为经典言论，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向鸭嘴兽道歉

2006-11-17 ◆春拍

　　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895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出生于德国莱茵省马门市一个纺织工厂主家庭。他少年时就学于巴门市立学校，1834年转入爱北斐特理科中学。1837年9月，中学未毕业就被他的父亲送去学习经商。1838年7月至1841年3月，恩格斯在不莱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业余刻苦自学，到了20岁，他已经掌握了英、法、意、西班牙、希腊、拉丁等十几种语言。
　　早在19世纪中期，恩格斯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只不过由于当时的环境问题尚不十分严重，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理解和重视。在今天，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成为经典言论，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很早就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给自然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在环境问题尚未充分显现、人们普遍对环境问题缺乏认识的时候，就极其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对于当时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诸如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住宅问题以及各工种工人劳动环境给健康带来的危害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着大量描述。
　　针对当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界取得一定成果，雄心勃勃地准备夺取更大战果的时候，恩格斯及时向人们发出了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松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牧畜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不知道和这含粉的块茎一起他们也把瘟病症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
　　恩格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暂时屏蔽该词导师，同时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自然科学家。1843年，一位朋友告诉他，在澳洲有一种奇特的动物，叫鸭嘴兽，它们是哺乳动物，可以用卵来繁殖后代。朋友还把鸭嘴兽的蛋拿给恩格斯看，恩格斯看后哈哈大笑地说，鸭嘴兽既然生蛋，就不一定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都是胎生的。
　　恩格斯这一回错了。原来鸭嘴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哺乳动物，它是爬行动物进化来的，还保留着一些爬行动物的特征。它虽然下蛋，可是身上长着密密的绒毛，不是鸟类的羽毛；从蛋里孵出的小鸭嘴兽，是靠妈妈的奶汁长大的。这两点都是哺乳动物的基本特征。
　　不久，恩格斯认识到自己错了。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承认错误，并说要向鸭嘴兽道歉，请鸭嘴兽原谅自己的傲慢和无知。

按照他的遗愿，他被葬在了兰考，他要在地下看着泡桐成林，

看着泡桐挡住风沙，抗住盐碱


焦裕禄的泡桐情缘

2006-10-13 ◆邓延陆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河南省兰考任县委书记时，与泡桐树结下了不解的深厚情缘。
　　焦裕禄是山东淄博人。20世纪60年代初，他从洛阳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调到兰考县出任县委书记。当时，我国正在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东陇海铁路线上的兰考火车站候车室内外挤满了往外逃荒的灾民，整个兰考县的生态环境正遭受着风沙、涝渍、盐碱“三害”的肆虐。在这块曾被蒋介石下令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而被淤漫的黄土地上，晴天风沙蔽日，雨天涝渍成灾，平时盐碱泛白，土地已经严重沙化和盐碱化，退化的农业生态环境已经无法承载当地众多灾民的生存负荷。
　　焦裕禄秉承“嚼别人的馍不香”的理念，率领县委一班人走遍了全县每一个乡村，与农村干部探求救灾之路。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他认为，兰考之所以长年遭灾，关键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土地贫瘠得甚至连播下去的种子也收不回来，农民只能靠种些红薯等耐沙耐盐碱作物维持生存。在这种状况下，单一性地组织救灾扶贫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治本之策就是有效改善兰考的农业生态环境。兰考县委成立了“三害”治理办公室，焦裕禄亲自兼任办公室主任，并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筛选，决定在全县推广栽种泡桐树。
　　泡桐树也叫做白桐，属于玄参科的一种落叶乔木，其生长速度很快，栽植后两三年时间里便可以长成丈余高、碗囗粗的大树。泡桐的生命力也很强，在极其贫瘠的土壤中一般也能成活，其木材轻软，适宜于制箱箧、乐器、救生器材和日本人喜欢穿的木屐等，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焦裕禄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扛着泡桐树苗走乡串户，带领未出去逃荒的人们在荒芜的兰考大地上栽下了绿色的希望。未过多久，小苗陆续长大成树，田间路埂上成排成列的泡桐树成为绿色屏障，有效地阻挡了昔日肆虐的风沙。泡桐林之间所形成的田间小气候，改善了农田的生态小环境，当年亩产量普遍提高。焦裕禄深入田间地头，与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们总结出广栽泡桐、改善田间小气候的因地制宜的经验。自此以后，全县掀起了大种泡桐的热潮，当地农业生态环境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
　　由于积劳成疾，刚进中年的焦裕禄不幸患了肝癌，并于1964年病逝于兰考。噩耗传出之后，兰考的干部和农民们无不为之恸哭。就在焦裕禄率众栽下第一批泡桐林的三义寨乡，乡村干部和农民们在焦裕禄的墓前和四周栽下了几十棵泡桐树。
　　如今，这些当年的幼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整个兰考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十多年前土是白花花的、水是苦咸涩重的、地里只有稀疏庄稼的兰考，如今处处泡桐树成荫，大量的泡桐板材运往全国各地制造人造板，甚至还漂洋过海远销到日本制作具有民族传统的木屐和姑娘们出嫁时作为嫁妆的轻质箱箧。走上致富路的兰考农民们迄今为止也没有忘记，是“俺们的好书记”当年一锄一锹地带着他们在贫瘠、泛着盐碱花的土地上栽下了一棵棵泡桐树；是“俺们的好书记”临病逝前还嘱咐道:死了也要葬在兰考，要在地下看着泡桐成林，挡住风沙，抗住盐碱！如今，焦裕禄生前为之奋斗毕生的夙愿实现了，他与泡桐树的情缘一直被传为佳话。

他上书朝庭，要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灾害。
　
师法自然杨万里

2006-05-19 ◆杨巴金

　　杨万里(1127年~1206年)，南宋著名诗人，出生于依山绕水的江西省吉水县湴塘村，从小热爱自然，对自然万物始终怀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杨万里写诗独树一帜，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直接从大自然中寻找诗意。他说自己“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对于自然界的一切，大到日月山川，小至蜂蝶花木，他都观察得细致，描绘得逼真。在杭州做官时，他看见卧室附近的小池塘里长出一枝刚露水的荷花，便写下了“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著名诗句，姜夔评价他时有“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的戏言。
　　杨万里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在江西奉新县任知县时，适逢天大旱，他一面大力整顿吏治，实施政务公开，一面积极组织民众修渠挖井，开展抗旱斗争。在广东任职时，他虽然是承担茶盐税赋、军务刑事方面的职责，却总是不忘督促圩长召集圩丁、民工兴修水利。1181年，杨万里去潮州视察，发现韩江河堤有几处地方不牢固，存在环境安全隐患，便要圩长及时组织民工加固。有一天，他亲临工地视察，看见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圩丁号子的喊声下，万众一心地畚土打夯，非常高兴地写下了“年年圩长集圩丁，不要招呼自要行。万杵一鸣千畚土，大呼高唱总齐声”的诗句。
　　1184年，江南一带夏旱成灾。那时人们对大自然十分敬畏，只要发生自然灾害，朝廷便忙着祭神祈福。杨万里见朝廷只忙于祭神而不注重救灾，便向朝廷上书，书中说:“成汤遇旱而祷，不在于身为牺牲，而在于六事自责之一语。宣王遇旱而惧，不在于靡神不举，而在于侧身修行之一事。”他从这一观点出发，劝告宋孝宗要正确对待自然灾害，不要迷信于虚妄的神灵，应该把救灾工作抓紧抓好。
　　晚年时，朝廷奸臣当道，杨万里辞官回家。他在卧室东面不远处开辟了一个大园子。
　　杨万里与家人一道在园内垒假山，挖池塘，在荒地上种菜种麻，池塘里养鸭养鱼，屋舍内饲牛养兔，应当说，这座园子充分体现了生态农业的理念。
　　1206年，杨万里忧愤成疾去世。因他生前特别喜爱莲花，家人将他安葬在湴塘村西面的莲花岭。

他传承深化了都城建筑“山环水抱”的生态观，

颁布实施了恢复自然生态的禁令。

　
朱元璋和生态保护　

2006-04-21 ◆戴国仁

　　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在他治国理政的生涯中，先后营建了中都皇城和南京城，传承深化了都城建筑“山环水抱，山清水秀”的生态观；明朝颁行的法律政令，有许多维护自然环境的举措。


　　朱元璋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孤苦无依时他入皇觉寺为僧。后来，参加元末郭子兴黄巾起义军，因功勋卓著，被封为左副元帅，先后战胜陈友谅和张士诚军团，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明朝。


　　朱元璋传承了汉、唐、宋、元都城建筑的生态观。1386年，在南京城市建设的基础上，营造了皇城、府城和外城。其规划布局，反映了明代城市建设的生态意识。其实，早在1369年，朱元璋就在风阳营建了中都皇城，虽然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至今风骨、气势犹存。后来，明成祖朱棣于1420年扩建了紫禁城，基本上依照了中都皇城和南京的设计架构，气势更加宏伟壮观。精美绝伦的石刻、木雕和彩绘，美仑美奐的亭台、楼榭，集中体现了中华建筑艺术的传统精华与独特风格；苍绿的松柏，蓝色的琉璃瓦，金色的宫顶，与碧波荡漾的护城河水色天光，组合成故宫生态建筑古典美的壮丽画卷。现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诚赞叹:紫禁城“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应该说，朱元璋和他的王朝先后拓建的南京和紫禁城，深化了“山环水抱，山清水秀”的都市建筑生态观。


　　开国之初，朱元璋遵从儒家“帝王育物”、“天地好生”的主张，颁布实行了有利于恢复自然生态、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冬春之交，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物种保护等作出具体禁限。随后还发布了停止采捕鹧鸪、竹鸡等禽鸟的诏谕，并禁令附属国进献珍稀野生动物。


　　明代还推行了湿地封禁维护的政令。《广志绎》记载:明代“中、大、小三海，水四时不竭，禽鹿獐兔、果蔬草木之属皆禁物也。”京城太液池北的苑地，养有貂鼠、孔雀、白鹤等珍禽异鸟。为帝王狩猎营造的皇家公园，客观上保护了野生动物，维护了生物多样性。


　　明朝对边疆林木的保护也高度重视。天顺元年，英宗命令:“易州—带山场，……人马经行去处，不许采取柴炭。”到了明朝中期，砍伐贩卖山林的情况日益严重，孝宗颁诏山西、宁夏、辽东等地官员，禁止军民砍伐贩卖林木，违者发配充军。为防御塞外骑兵犯境，明朝以天然林网为屏障，布设“九边”防护措施，对盗伐边境林木的行为，严加制裁，使华北、东北乃至西北大部分的天然林得以保护。


　　明代从中央到地方都有通告植树造林的政令。1394年，朱元璋诏令屯军士兵，每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又“令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同时发布新植桑枣免征赋税的政策。这种奖惩结合的办法，使园林的规模大增。加之朝廷以植树造林的绩效考核官吏，更促进了林木的种植数量。植树造林即成风气，就连开国重臣刘基也“树群木，嘉果骈植”，京城、闾巷以至乡村，“迎春而碧叶云蓊，望秋而硕果星繁”。据1395年统计，湖广所属州县种植林果总数达8000多万株，全国约合10亿株，疏通河道4000多条，生态成效显著。


　　明朝曾设置过与生态环境事务相关的管理机构——工部虞衡清吏司，掌管天下“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出台了关于休渔和休牧的禁令，从机构和制度方面，维护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