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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寇志

荡寇志

 张居正曾说“吏不恤民,驱民为盗”。  
        明代自从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江西等交界地开采银矿以来,地方豪强蜂拥而至,各霸一方,谋取暴利。朝廷见开矿利润丰厚,就开始增收矿税,有时候还查封矿井。投资采矿不仅无法获利,连矿工的工钱都发不出来,于是很多矿工被逼揭竿而起,四处游荡,劫掠无辜百姓。这些地方变得混乱不堪,暗无天日,又因山高路险,地界不明,连官府也难以插手控制,这三地交界的山区逐渐形成以各路土匪、豪强割据一方称霸的“三不管”地带。到了嘉靖年间,朝庭实行海禁,断绝了沿海民众的生计,为了谋生,很多人加入土匪,甚至与海上倭寇相互勾结作乱,海边走私,抢劫,杀人越货,与官府对抗事件此起彼伏。他们与“三不管”地带土匪自然连接一气,海上倭寇势力也得以趁机渗入内陆,倭匪沆瀣一气,攻城掠地,荼毒生灵,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广东惠州一带为害最为惨烈。
      以惠州为中心的周围地带,大大小小分布有数十个匪群,东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北至河源、龙川,西至博罗,南至归善、海丰以及东莞。这些匪群逐渐扩展,势力强大,公然敢与官府对抗、挖人坟墓,劫掠钱财,强行霸占他人田土,淫人妻女,烧屋毁地,无恶不作。其中有伍端,诨号“花腰蜂”为首的土匪声名最著,凶悍暴虐,作恶最多,手下约有数千人之多,多数是由矿工揭竿为匪。
  嘉靖三十八年,又有张琏邀约广东梅州的林朝晞、大埔的萧晚、罗袍、杨舜,小靖的张公佑、赖赐,白兔李东津等土匪部众,约有十万人之多,他们歃血为盟,经常联合从潮州等地进入的海上倭寇作乱。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张琏在饶平的柏嵩关称帝,国号“飞龙”,改元“造历”,张琏自号“飞龙人主”,手下数人各据一地为王,自设官府衙门,开科署官,以乌石埔筑皇城为大本营,把张巷田建成“朱城黄屋”为宫殿,其周围依山环列建筑数百个小寨,并在平和、饶平和大埔等三县一带开荒种粮,以充军饷。他们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兴宁、长乐、南靖等地。因为制度比较合理,依附他们的人越来越多。
        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惠州土匪伍端、叶景青、赖時清等纷纷仿效张琏自立为王。张琏、伍端等土匪更加疯狂的攻城掠府,随意抢劫杀戮黎民百姓,搞得社会混乱不堪,民不聊生。当地百姓常常处在惊恐之中,他们日夜期盼朝庭派兵剿匪。
        土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而明朝官兵人数弱少,势力不敌,两广都御史郑某和剿匪总兵商议:“山贼窃发,或因事激变,或衣食所逼,论罪不可胜诛,原情亦有可恕。若一概穷兵,恐伤和气,令行招抚,以安反侧。”改剿为抚,各地方官府也都同样因为势力弱小,对土匪采用的策略也无一不是“有司缩肭,主抚而已”的招抚政策。这些土匪如同添加了一把保护伞,即使万一被围困或者被打败,只需要假意受降,就摇身一变,成为正式官兵,他们可以安心的吃着皇粮,与官府混成一片,照样的可以鱼肉盘剥百姓。百姓更加苦不堪言,甚至无处申诉,土匪反而气焰高涨,更加变本加利的张狂,民心更加惶恐慌乱,倭匪之乱不但没有被平定,为害反而更加炽烈。
         嘉靖四十年,张琏的“飞龙帝国”势力发展迅速,已经羽翼丰满,他亲自率领飞龙军分兵三路出击闽、粤、赣和浙等四省,先后攻陷城池数十处,飞龙军由十万人陡然之间扩展至二十万人之多,威震闽粤赣三省。此事震憾朝廷,对于大明帝国来说,这个由土匪横空出世,演变出来的“飞龙帝国”威胁最大,让本来安乐享受的嘉靖皇帝突然变得有些寝食不安。
        同年十月,广东惠州和潮州的其他土匪及海上倭寇也不甘落后,乘机同时联合作乱,匪首黄启荐率领数万土匪,沿途洗劫海丰、碣石、归善等地,攻破甲子门巡捡司,杀死朝庭官员百户长魏祚。如此对抗朝庭的暴行,懦弱的朝庭还是下诏采用招抚“抚按官督兵扑剿,其胁从人等随宜招抚。”的策略。
        倭匪见官府懦弱无能,更加猖狂,变本加利,接连毁城掠地、杀官兵、劫库狱、攻巡捡,并且四处绑架勒索,百姓叫苦连天。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这样描述土匪,这种丧心病狂的绑架行为:“凡山海之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备行惨毒。或投之豕圈马阑,或尽屠而干其肉。”广东被残暴的倭匪搞得暗无天日,朝庭却对这种情况却毫无良策,张居正不由得哀叹:“朝中已无广东矣!”
         嘉靖四十一年,张琏可以控制的地方已经扩展到了粤东、闽西等区域,比起那些散漫自由,仅为蝇头小利的倭匪来说,张琏这个野心勃勃,纪律严明,组织似模似样的“飞龙帝国”借混乱之势迅速扩展,兼并,壮大,俨然是个“国中之国”。
        时值严蒿执政,官兵涣散懦弱,朝廷对土匪多次进行征剿,最后的结果都是以招抚为主,非但不能根绝,土匪反而增添了保障,有恃无恐,更加疯狂作恶,社会不但没有得到安宁,反而越抚越乱,当地黎民百姓痛不欲生。
  这一年,次辅徐阶终于借机扳倒严蒿,升任首辅执政,朝庭风气为之大振,不再显示懦弱,开始整顿吏治和兵治,力图扭转这种糟乱的局面,不仅对腐烂的政治进行翻天覆地的改变,同时对官员重新进行了很多调整,在朝中任工部郎中的方逢时被突然任命为广东兵备副使,负责广东兵力,配合福建,江西兵力,对为害最烈的广东一带的倭匪进行打击。不久后,为了可以更加方便集中打击倭匪,朝庭批准南赣都御史陆稳的请求,在惠州成立了抗击倭匪的指挥中心-申威道,方逢時被为委任为申威道副使,负责全线联络,指挥抗击倭匪。
         当时倭匪非常猖獗,仅在潮州的海上倭寇就有二万人之多。地方上,不仅仅是声势浩大的“飞龙帝国”。惠州、潮州的伍端、温七、叶茂、蓝松三等土匪也常常乘官府不备,偷偷出来打游击,残害鱼肉百娃。他们屡抚屡叛,也时合时分,互相之间关系十分复杂。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在潮州的海上倭寇万余人进犯惠州、潮州两府的黄岗、大澳等地,登陆上岸大肆劫掠,来势凶猛,不久就已经入侵到金锡都。与伍端有矛盾的同党徐某乘机率领三百人投靠倭寇,对倭寇说:“地方穷矣!汝虽掠,无所得。此有花贼者甚富,汝若攻之,子女金帛惟汝之有。”引诱倭寇攻击伍端,伍端知道后,非常害怕,他担心明朝官兵与倭寇同时攻击他。于是“遂以美女二人,马十匹,银二百两送给倭寇以结好,相约合兵。”
        同年二月,方逢时到任惠州申威道副使的第三日,山中土匪出来进攻塗村,杀死劫掠六七百人,随后又在刻字陂、朱佛岭,平山驿等地流窜作恶,当地官员竞然没有能力对付。方逢时见贼匪势力强大,无法无天,决定谋略从根底上彻底剿灭土匪。
          同年夏,作好了充分准备和布置的明朝官兵,由都御史张皋亲自指挥广东总兵刘显、南赣总兵俞大猷等抗倭实力战将,分兵六路,集中精兵二十万人围剿张琏,张琏的“飞龙帝国”被迅速击败,溃逃到海上为寇。据说,张琏后来又散聚海外,夺占三佛齐岛(今苏门答腊),自立为国王,占有旧港、柔佛、马六甲等地,垦殖为渔,称番舶长,漳州人和泉州人及海外华裔移民均依附他。
        方逢时在张皋击败张琏后,认为应该趁此机会顺便剿灭有着同样危害的伍端、温七等地方土匪。张臬正有此意,说:“此余志也。”于是率领部众回到惠州,立刻对伍端、温七进行围剿。
     参将谢敕的部队作为中军部队,从西江进入壁明溪待命,参将梁高、指挥王诏兵从平政直接进入大安峝剿匪,照磨曾尚仁率领乡兵守候在牛牯迳。准备将伍端包围剿灭,可是狡猾的伍端,利用熟悉地形和密探的帮助,居然反向穿过牛牯迳,突围了包围圈,随后偷偷袭击了守在牛牯迳的,由乡兵组成的,最没有战斗力的曾尚仁部队。紧接着,他们胆大包天的打着曾尚仁部队的旗号来到中军谢敕的部队,中军部队错误的以为是曾尚仁的乡兵,没有防备。当伍端的人马接近时,谢敕的中军被打了个措手及,损失惨重。连参将谢敕自己也被石头击中头部受了重伤,幸免一死。另一路指挥吴学颜、阎常,经历郭文通等率领部队围剿温七,发现温七早就已经在碗窑和伍端会合,官兵不但无功,反而损兵折将。看似散漫,无组织的伍端和温七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优势,擅长穿插灵活的游击战术,让明朝官兵无法准确捕捉他们的行踪和动向,竞然比张琏难对付得多。张臬大怒,传令江西、福建,合兵继续征剿。
  方逢时看到伍端、温七部队如同山中游蛇,神出鬼没,比张琏要狡猾得多,方逢时也在此时从密探口中得知伍端、温七被海上倭寇逼迫准备联合作乱的消息,他认为:“山贼不足忧,所患者倭也。”,于是他决定设法先稳定土匪,把地方土匪势力根除,使流动的海上倭寇无地方接应立足之地,同时为了防备倭匪相互联合,必须使用离间计,将海上倭寇和土匪分离,实施各个击破,才可以真正有效的打击倭匪。
          他决定将伍端、温七等围困在山中,不让他们有机会与海上倭寇联合。他挑选十三支千户精锐官兵,分布在土匪与各乡交通的必经路线,搜寻和土匪有关系的人,断绝土匪获得信息和救济的途径。不久就抓到冯裁缝等数人,张姓者四五人,并且截获弓矢、马货、布帛等物资。没几天,土匪的供给路线就被彻底断绝了。伍端、温七顿时惊慌失措,他们知道官府这次是来真的了。于是,将人马集中起来,不再出门作乱,并且派人到官府,请求招安归顺。
         本来当时明朝各地兵力严重不足,潮州的倭患也是非常严重。方逢时决定将计就计,利用伍端的人马去抗倭,一来使倭匪互相敌对,从此后不再联合,二来消耗他们的兵力,以便最后可以轻易制服他们。方逢时计划好了之后对伍端、温七下文书:“汝既向化,余复何疑?大兵为倭而来,汝若效顺,可以精锐从征,立功自赎。”要求他们归顺后,必须抗倭黩罪,伍端、温七二匪表面上满口承诺,实际另有它图。
         方逢时见伍端、温七仍在犹豫考虑,意志摇摆不定,决定利用伍端与投降海上倭寇徐某有隙的情况,投其所好,又对伍端下文书说:“汝党有徐某者,往倭中诱倭攻,汝知之乎?汝既为我用,我示汝知,汝其善为备。”伍端得到文书,大喜过望:“非公抚我,何以得此?”声言要杀徐某报仇。与此同时,方逢时也在马不停蹄的对海上倭寇施展离间计,使海上倭寇不再与伍端、温七联手。所以,他故意写了三封文书,分别写给海道刘存德,廵道徐甫,知府张冕。文书中假装说:“伍端已经被朝廷招抚,愿意出兵三千与明朝官兵一起抗倭,先前送给倭寇的美女、金银、马匹等是用来蒙蔽倭寇,为了博取倭寇信任的行为。徐某已经假装投降到倭寇,探查倭寇情况,到时候内应外合,以便有利打击倭寇。同时令三道准备好部队,准备见机行事。”文书写好后,委托海丰叶丞故意在送文书的途中,让倭寇获得。叶丞将此三封文书和其它文书数件,用黄袱包裹,派二个壮丁送信。他们经过倭寇营地所在的金锡都时,故意被倭寇看见,倭寇立刻追赶,二个壮丁故意装作被吓得惊慌失措,在慌乱中把包裹被倭寇抢去。倭寇打开包袱,见到公文,非常高兴,他们被文书中的消息迷惑,将徐某等三百人当即处死。因为害怕官匪联合进攻,倭寇不敢久留金锡都,连夜逃回潮州境内的角江,远去惠州三百余里。方逢时仅凭三封文书,就轻易将倭寇万余人吓得亡命奔逃三百里,可以与三国诸葛亮在城楼雅兴大发,携二童子,焚炉弹琴,轻飘飘的阻退曹魏司马懿的“空城计”媲美,被称之为“相机行事”的典范。
          伍端、温七其实还暗中偷偷的派遣密探来到福建长乐,紧急请求叶茂前来救援。叶茂部众慌忙从长乐赶来增援,行至角江时,事有凑巧,在路上恰好正面遇到惊慌逃窜的倭寇。当时天色已黑,都误以为对方是明相官兵,乘夜相互厮杀,双方两败俱伤,损失惨重。叶茂只有返回长乐,行至横陂的时候,为了弥补损失,疯狂劫掠通衢及长乐城外,沿途杀死杀伤许多无辜百姓,血流成河,非常凄惨。
         方逢时非常愤怒,决定亲自前往长乐处理叶茂事宜,他首先派经历郭文通带兵在城外斩杀叶茂部下七十余人,然后率兵围困在横陂的叶茂,叶茂被逼求降,方逢时也将计就计的安抚了叶茂,准备把他和伍端的人马都用来以匪抗倭。
          伍端、温七见救兵或逃或降,惊慌失措,获救的所有希望顿时熄灭,知道大势已去,只能乖乖的真正请求招抚,方逢时知道邀请叶茂救援的人是温七,他决定利用此事,分解伍端、温七的势力,他不失时机的提出了:“与我温七,即汝抚。”的苛刻条件,伍端被兵围深山,没有出路,只能接受招抚条件。次日,伍端被迫将温七和他的几个心腹一齐交出,方逢时将温七及心腹,和被捕获的对他们进行交通接济的五个密探一同处决。伍端部众约有万余,方逢时从中挑选精锐人员二千人充入俞大猷队伍,听俞大猷差遣,督促他们前往潮州围剿倭宼。如方逢时所说:“伍端用之为兵,一则以贼攻贼,兵法所贵。一则惠潮地方,可无流毒之患。”可谓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之妙计。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七日,海上倭寇万余人侵犯潮州、惠州,方逢时紧急调总兵俞大猷率领官兵三万,参将王诏、门崇文、阳克宽等三人分别率领三万官兵,总共六万人由惠州至海丰抗倭,福建方面则有戚继光部队把守,配合作战。方逢时将已经招抚其他土匪编入官兵队伍,和伍端一起同时以匪抗倭。曾经被倭寇逼迫的伍端率领五百精锐为前锋,带着复仇的火苗,他格外卖力,所向披靡,打击倭寇。此次先战于水神山沟,又战于海丰大德港,连战连捷,倭寇大败,被擒斩三千八百余人,其它倭寇奔溃下海,覆溺殆尽。为了防止伍端、叶茂等土匪以后又乘机作乱,危害地方,在倭寇被歼灭后,守备王诏以立功受奖为理由,引诱伍端前来,王诏暗设伏兵捉拿伍端,将伍端处决,然后昭告所有曾经遭受其苦的地方百姓,百姓喜极而涕,大声叫好。
        七月中旬,方逢时返回惠州,命令叶茂带三千人为先锋,经历郭文通带兵一千人在巢保镇会合等待抗倭指令,十九曰,方逢时密令参将王诏带领三万官兵围攻叶茂,斩杀一千五百余人,叶茂慌忙带领残部数千人逃跑到山中老巢。方逢时将叶茂出入的七处山路两边大树砍倒,堵截封路,将叶茂围困在山上,同时派密探进山,打入土匪窝,绕乱叶茂的军心,二十九曰,叶茂军中一名过去曾在官府做过差役的人,在密探的带领下,偷偷下山会见方逢时,方逢时发给他“免死牌”,让回到军中策发,不久,叶茂就被部下捉拿交出,叶茂之乱从此彻底平息。
       海上倭寇经过这些战争,不但损失大半,元气大伤,张琏、伍端、叶茂等主要土匪也被彻底歼灭。而且海上倭寇和陆上土匪,因为方逢时的离间计之后,相互间小心提防或彻底崩裂,倭匪由明目张胆的公开为非作歹,转入地下偷偷作乱,倭匪之患从此以后不再那么明目张胆的猖狂。此后,朝庭官兵对残余倭匪的剿灭就比较得心应手,倭匪之患也不再是朝庭首要关注的重心。
         立了大功的方逢时因此被派往了北方,担当责任更加重大的重任,去对付所向无敌,随时覆灭明朝的蒙古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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