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人常常说，生在初一的男孩聪明，生在月半的女孩灵秀，与我结伴30年的爱妻非但生在月半，而且生在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八月半。老丈人寻故问典，给她起了个不落俗套的名字—蟾灵。
我与蟾灵相识还是在上山下乡的年代，父亲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子女在各方面都矮人几分，母亲也为此下放到乡村医院。有一次顺路去看望母亲时，母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医院里抽调了一批大队卫生员搞血吸虫普查，其中有一个女知青蛮好的，并要带我去看看。谁知一看之下就不能自已了，她相貌端庄娇秀，待人和蔼文静，刹那间我就认定：她就是我的终身伴侣。接下来，我就持续不断地发动了进攻，有机会就到母亲那儿去，为的是顺便能看到她，跟她说上一句话也能让我高兴好几天。不久，好运突然从天而降，国家落实上山下乡政策，我家兄妹三人全部插队，可以先照顾一个回城安排工作。作为长子的我回城后被安排到当时颇有名气的国棉厂，在生产车间做三班制工人，工作虽辛苦，但精神状态很好，因为从此我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更高兴的是她回城休息时，我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她的父母是一对很好的老人，尽管因种种原因当时我的家景并不好，但他们很宽容地接受了我，据蟾灵后来透露，对我的评价很不错。
作为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在三班制车间仅工作了一个月，我就被调到了当时的青年工人所向往的机修车间。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拜师学艺、不耻下问、钻研技术、刻苦自励，不久就担任了钳工组长。当然我把业余时间都给了还在农村的她，热恋中的时间是最短暂的，相聚时的愉悦与离别后的思念编成了一张情感之网，网中的我们忘却了农村插队的清贫和劳苦，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中。
在1975年的国庆节我们喜结连理，翌年生下了我们的宝贝女儿——雯，于是一切的爱又转而倾注到女儿的身上。此时蟾灵也已回城安排在酒厂工作，雯儿8个月时，她奉派到无锡学习培训，只能忍疼为女儿断奶，虽然女儿后来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我们总觉得是欠了孩子一笔帐，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她是宠爱有加，精心培育，也为她今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那个精神与物质一样贫乏的年代里，读书深造的愿望、职务提升的机遇，对我来说都是无法实现的奢望，倒是家庭内情感生活的丰富，填补了这一切空白，女儿呀呀学语、蹒跚作步，妻子公事家务、劳累操持，我骑着自行车负责妻子上中班接送，或下班后带女儿去公园游玩，近20平方的家真是一个温馨的港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给我家带来了希望和变化。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弟妹都返城安排了工作，我也被厂领导调到财务科工作，生活开始了全新的一页。我凭着以前的功底考上了苏州大学，三年攻读，取得了大专文凭。在厂里也一帆风顺，当上了副科长、科长、副厂长，以前不敢想的都成了现实，这固然是领导的信任和培养，是自己的努力和进取，但也离不开妻子的牺牲和奉献。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接待客商、调研市场、选购原料、推销产品……一年中我有很多时间不能在家，如果没有她默默无言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女儿更是争气，从幼儿院、小学、初中、直到高中，一直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是受到苏州市表彰的优秀学生干部，1994年考取复旦大学新闻系。女儿内心深深地感到:没有妈妈二十年如一日的操劳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中，作为妻子的她得到了什么呢？由于过度的奔波和疲劳，一次偶尔感冒使她迸发了病毒性角膜炎，久治无效，回天乏术，使她的左眼失明了，这对爱美的她是莫大的打击。1991年曾想方设法做了一次角膜移植，终因排异反应而失败，从此她在精神上承受着长期的折磨，但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包括1994年我离开工作了20年的国棉厂到支塘镇政府任职，1995年又调到民建市委任秘书长，她总是毫无怨言，成为我精神上的依托和后盾，特别是退休后，更是无可推脱地成为专职的家庭服务人员，为我们父女俩的冷暖饥饱操心不止。
现在我们的三口之家已扩展到五人，女儿1998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2001年结婚后，于2004年生下了我们的小孙子圣圣——一个乖巧、聪明、灵活、健康的帅小子，是我们全家关爱的焦点，未来的希望。圣圣从小由蟾灵带大，祖孙俩感情之深为全家所不及，他的笑声为我们带来无限的乐趣。
在我和蟾灵结婚30周年到来之际，她的父母和我的父亲都已先后离世，想起他们在世时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使我们感到分外的依恋和怀念。尚健在的只有我母亲，作为长兄长嫂的我们将和弟妹们担起责任，让母亲能安度晚年，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我和蟾灵也已年近花甲，回首30年风雨路，能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古诗云：两情若为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谁能料想，真是这近一万一千个并不起眼的朝朝暮暮，才累积而成了漫漫30年的长久，此中甘苦唯我俩自知，也岂是寥寥数纸能表达的。想与妻子约定，目标20年后的金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去追求和营造更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