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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的奢靡之风与“以茶养廉”

两晋南北朝的奢靡之风与“以茶养廉”

    中国茶文化确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一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现在一提起茶文化,有人立即想起明清文人在茶室、山林消闲避世之举,或者清末茶馆里斗蛐蛐的八旗子弟、遗老遗少。其实,茶文化产生之初便是由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南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奢侈之风,便是一个明显的佐证。


    我国两汉崇尚节俭,西汉初,皇帝还乘牛车。东汉国家已富,但人际交往和道德标准,仍崇尚孝养、友爱、清廉、守正,士人皆以俭朴为美德。东汉人宋弘家无资产,所得租俸分赡九族,时以清行著称。宣秉分田地于贫者,以俸禄收养亲族,而自己无石米之储。王良为官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吏鲍恢过其家,见王良之妻布衣背柴自田中归。尽管在封建社会中这样的官吏是少数,王公贵族也很奢侈,但整个社会风气仍以清俭为美。汉末与三国虽门阀日显,但尚未尽失两汉之风。的姿态,“亲耕籍田”,并临逝遗言:故曹操虽有铜雀歌舞,仍要做出点节俭以时服人殓,墓中不藏珍宝。


    两晋南北朝时尚大变。此时门阀制度业已形成,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多效膏粱厚味。晋初三公世胄之家,有所渭石、何、裴、卫、苟、王诸族,都是以奢侈著名。<晋书》卷三十三载,何曾性奢,“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天的饮费可达一万钱。何曾之子何邵更胜乃父,一天的膳费达两万。任凯看着不服气,一顿饭就花万钱,还说:没什么可吃的,无法下筷子。石崇为巨富,庖膳必穷水陆之珍,以锦为障,以蜡为薪,厕所都要站十几个侍女,上一趟厕所就要换一套衣服。贵族子弟,闲得无可奈何,以赌博为事,一掷百万为输赢。玩够了又大吃大嚼,乃至“贾竖皆厌粱肉”。东晋南北朝继承了这种风输赢。玩够了又大吃大嚼,乃至“贾竖皆厌粱肉”。东晋南北朝继承了这种风输赢。玩够了又大吃大嚼,乃至“贾竖皆厌粱肉”。东晋南北朝继承了这种风器,梁武帝怕他作乱,亲自去检查,看到库内皆珍宝绮罗,还有三十间专门用来储存钱币,共有钱三亿以上。


    贤之类,如阮籍、刘伶等,皆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好酒之人。后来,清谈之风渐渐发展到一般文人,对这些人来说,整天与酒肉打交道,一来经济条件有限,二来也觉得不雅。况且,能豪饮终日而不醉的毕竟是少数。酒能使人兴奋,但醉了便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而茶则可竞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所以后期的清谈家出现许多茶人,以茶助清谈之兴。《世说新语》载:清谈家王潆好饮茶,每有客至必以茶待客,有的士大 夫以为苦,每欲往王潆家去便云“今日有水厄”。把饮茶看做遭受水灾之苦。 夫以为苦,每欲往王潆家去便云“今日有水厄”。


    把饮茶看做遭受水灾之苦。夫以为苦,每欲往王潆家去便云“今日有水厄”。把饮茶看做遭受水灾之苦。人元义欲为其设茶,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是说你能喝多少茶。谁想,萧正德不懂茶,便说:“下官虽生在水乡,却并未遭受过什么水灾之难。”引起周围人一阵大笑。此事见于《洛阳伽蓝记》。当时,魏定都洛阳,为奖励南人归魏,于洛阳城南伊洛二水之滨设归正里,又称“吴人里”。于是,南方的饮茶之风也传到中州之地。


    有位叫刘镐的人效仿南人饮茶风气,专习茗饮。彭城人王勰对他说:“卿好苍头之厄,是逐臭之夫效颦之妇也。”说他是附庸风雅,东施效颦。《洛阳伽蓝记》说,自此朝贵虽设茗茶而众人皆不夏食。可见当时的饮茶之风仍是南方文人的好尚,北朝尚未形成习惯。今人邓子琴先生著《中国风俗史》,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第三、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竹。这种推断与我们所看到的文献材料恰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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