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名”……孔子的这些名言以及他的哲学思想有着无穷的魅力。在世界公众论坛(WFP)“文明对话”第五届年会上，各国知识界人士饶有兴致地吸收着来自东方的智慧。

　　会议于10月11日至13日在希腊罗德岛召开，世界各地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名学者、专家和艺术家与会。此次会议所设议题广泛，包括“文明需要的传统与革新”、“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区域化与转变”和“音乐作为对话的普遍语言”等众多话题。此次论坛会议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的传承与发展予以了较多关注，因此特别开设了主题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孔子思想”的中国圆桌讨论。

　　对话理念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理想

　　世界公众论坛成立于2002年，由俄罗斯、印度和希腊联合主办，5年来此论坛在促进公民社会和文明对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解决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冲突和促进和解提出了一些见解。

　　2002年5月19日，主办方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教堂广场上宣布了“文明间对话”纲领，呼吁俄罗斯社会和国际社会开展“文明对话”世界社会论坛，以求巩固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

　　论坛第一届年会于2003年9月在希腊罗德岛举行，此次会议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召开的，会议确定了就不同文明代表间的相互理解问题进行广泛的国际讨论的必要性。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认为，“文明对话”活动应该为推进“不同国家公民代表感兴趣的对话”服务。

　　在此次会议上，“世界公众论坛”3位发起人之一弗拉基米尔·亚库宁先生指出：“5年前，当文明对话的理念提出时，只有少数政界人士予以响应，如今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理想。”他说：“只有通过对话，一种文明才能在世界众多文明中得以存在和发展。”

　　发起人之一贾格帝什·卡帕尔先生说：“我对当今的世界状况表示担忧，人类系统已经受到了一定破坏，某些力量过于强大，导致此状况难以逆转。人们应当携手改变这一状况。”

　　论坛发起人之一、本届论坛主席尼古拉斯·帕潘尼库拉欧先生呼吁人们彼此之间要相互尊重，他说：“生命不是通过我们呼吸多少来衡量的，而是通过带走我们多少呼吸来衡量的。”

首开中国圆桌讨论 关注中国文化艺术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论坛会议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社会和经济的传承与发展予以了较多关注，因此特别开设了“中国圆桌讨论”。十多位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和专家、艺术家与会，就中国文化、艺术、哲学、社会发展作了报告。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倪培民先生提出了“整体主义”概念，此概念来源于孔子的思想“和而不同”。他解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如果上海打个喷嚏，纽约就会感冒，因此，应当对中国文化资源进一步评估，同时对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与影响予以认真审视。

　　中国书画家韩玄真在讲演中介绍了中国佛教艺术。他认为，任何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都在探索中显示出非凡的理解力和创造力。表现文化的佛教是其创作理想的一部分。

　　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青年音乐家刘思军作了题为《全球化推动了中国民乐的发展》的报告。他说，随着音乐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电声音乐、电子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载体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后，民乐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具有“世界音乐”的风格。全球化的大趋势推动了中国民乐的发展，给民族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世界公众论坛东亚项目协调员孙越先生称此次以“文明对话”为主题的会议，只是论坛众多议题的一个。明年夏天，论坛准备邀请中国和俄罗斯的民族音乐家到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进行文化交流活动。 (《中国青年报》记者 王冲 《北京青年报》记者 夏雷)

传统文化如何为大国崛起所用	[2007-10-19]

“日本之所以能崛起于世界，重要的是坚持传统文化这一内在的理念，而非一味迎合他人”　 　 　　10月4日，“孔子文化之当代意义”国际论坛在香港举行，数十位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和国外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研讨孔子及孔子文化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与启示。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探讨，随着一些国学电视节目的热播已经蔓延至中国民间。在此背景下，我们该怎样抓住这样的契机与中国的发展相结合，促进中国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又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0月12日，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就此话题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专访。　 　　国学热急需回归经典　 　　《国际先驱导报》：西方商业文明的高速发展正在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商业的包装下，中国出现了一股新的国学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　 　　傅佩荣：传统文化其实就像黄河一样挟泥沙于渠下，根据古人的经验，它有好也有坏。你很难用国学这一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过去的文化究竟是好还是坏，所以我会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制度和理念。商业化的包装只是一个行销手法，传统文化到底还有没有用，该看怎么去理解它的理念。如果对传统文化的理念只是生搬硬套，比如让小孩子穿古代的服装、念古代的经书等等，那只是把器物这一表面的东西弄过来，没有触及理念这一核心部分，事实上也无法很好地承袭传统文化。　 　　但商业化的包装，使国学变成国学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今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一定要有自我认同，因为内心的空虚会使人变成纯粹的经济动物。经济崛起后，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国家，甚至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凭什么呢？不能光凭经济啊，拼到最后，即使有钱了，各种社会问题也会不断涌现。　 　　一个人只有几十年的生命，难道只有从这一代慢慢磨练，寻找新的路子，下一代才能上轨道吗？那他永远都只是在摸索。所以现在的国学热必须很快从通俗化进入深刻化，要回归经典。回归经典就要求对经典作出合理的诠释。没有合理的诠释，学习者很快就会认为这只是附庸风雅的装饰品。　 　　美日崛起，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国际先驱导报》：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但它却成为罗马帝国以来最为强势的世界霸主。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传统文化能有效地推动国家的发展吗？　 　　傅佩荣：当然。美国的传统是从欧洲一路发展下来的，它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稳定美国的有三大力量：清教徒、大学和南部农民。WASP（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文化对美国最显著的影响就是美国立国至今的40多位总统只有两位非新教徒。　 　　另外，美国很多知名大学成立时首先设立的就是神学院，他们以宗教作为理念的核心。美国的大学都有核心课程，就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因此，美国是非常重视传统的。　 　　再比如，任何面值的美元都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英文字样，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这么做。金钱是最庸俗的，但美国开国元勋想得很周到，他们把宗教尤其是新教的意识形态搬过来，连使用钱的时候都要想到上帝，善恶报应对他们有明显的影响。所以说，传统文化对美国的崛起和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帮他们确立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系和制度。　 　　《国际先驱导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盘西化，大肆破坏起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它反而能迅速壮大呢？　 　　傅佩荣：今天的日本人是非常重视传统的。明治维新到最后发现，制度上可以西化，但理念不可以西化。日本一方面在器物、制度等外在的方面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坚持传统文化这一内在的理念，而非一味迎合他人，没有失去个性，所以它才能成功并得到别人的认同。　 　　警惕文化沙文主义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在古代比如唐朝也曾辉煌过，传统文化对它当时的兴衰也有影响。　 　　傅佩荣：唐朝在器物方面国力强盛，制度上有各种好的方式，人才辈出，理念上允许所有的思想自由地沟通。但大唐的辉煌，不可能只靠一个人，中兴以人才为本。中国大陆现在人才很多，就看这些人才是否被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唐朝的兴衰可能也跟理念的转变有关。每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有责任用他当时的话把传统文化说清楚，用当时的行为来加以配合，也就是经典与经验的结合，否则那个传统文化马上就会变成教条。但是从宋朝以后，学者就变得拘谨，批判色彩越来越淡化。　 　　《国际先驱导报》：你一直都认为文化就是要让人活得快乐而有意义，但有的时候，文化也会使人自我膨胀，形成文化优越论。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别、朝贡体系等现在看来很不好的历史传统。　 　　傅佩荣：文化自古以来都一样，就是要让人活得快乐而有意义。比如基督教的文明。因为只要你受洗了就有希望，教徒每天做的事都是在荣耀上帝。文化优越论事实上只是霸权的延伸，发扬传统文化时尽量不要有优越感，那样很容易变成文化沙文主义。但幸运的是，中国的人文主义一直是最完美的人文主义，因为它非常开放，一方面强调人的可贵，另一方面又不妄自尊大。　 　　创新才能舞好文化“双刃剑”　 　　《国际先驱导报》：跟世界上其他传统文化相比，你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傅佩荣：理念。中国的文化是个早熟的文化，之前的世界文化都没有留下可贵的人文理想，而中国有儒家等思想，比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一思想是让人去弘扬理想而不是让理想弘扬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可以没受过教育，但他只要真诚，力量就会由内而发，他就照样有他的人格尊严。所以儒家思想的这种人文精神非常好，这种人文力量充满了自我反省的力量，它使人明白我的尊严并不是来自权力或学问比我大的人，而来自内在的价值。　 　　《国际先驱导报》：传统文化有好也有坏，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该如何舞好这柄双刃剑？　 　　傅佩荣：要不断地注入源头活水，保持生命力。另外要防范它的不利影响，知识分子要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批判性的思考从反省自己开始，形成一种知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才是真正启蒙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