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通往《灵山》的路
高行健在《灵山》中写道：
人以愤世嫉俗为清高，殊不知这清高也不免落入俗套，以平庸攻平庸，还不如索性平庸。徐渭忍受不了世俗，只好疯了。没有疯的是龚贤，他超越这世俗，不想与之抗争，才守住了本性。他不想对抗，远远退到一边，沉浸在一种清明的梦境里。这也是一种自卫的方式，自知对抗不了这发疯的世界。也不是对抗，他根本不予理会，才守住了完整的人格。他不是隐士，也不转向宗教，非佛非道，靠半亩菜园子和教书糊口，不以画媚俗或嫉俗，他的画都在不言中。
鲁迅想做“超人”吗？我看倒也未必。鲁迅对于启蒙的作用和个人的力量向来持怀疑态度，然而，他的确受了尼采的影响，面对周围形形色色的压迫还是要出击和反抗。这实在是一种不得以啊。高行健说：
一代文豪鲁迅，一生藏来躲去，后来多亏进了外国人的租界，否则等不到病故也早给杀掉了，足见这国土，哪里也不安全。鲁迅诗文中有句“我以我血溅轩辕”，是我做学生时就背诵的，如今不免有些怀疑。轩辕是这片土地上传说的最早的帝王，也可作祖国，民族，祖先解，发扬祖先为什么偏要用血？将一腔热血溅出来又是否光大得了？头本来是自己的，为这轩辕就必须砍掉？
高行健没有贬低鲁迅先生的意思，他看到了个体被扭曲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许，应该把个体从国家、民族、社会、群体的桎梏中抽离出来，以一种静观的方式来审视一切。我也明白，这样的说法有一些徒劳，特别在中国的语境里。但是，高行健敏感地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灵山》中写道：
小巷深处，他那“青藤书屋”，一个不大的庭院，爬着几棵老藤，有那么间窗明几净的厅房，说是尚保留原来的格局，这么个清静的所在，也还把他逼疯了。大抵这人世并不为世人而设，人却偏要生存。求生存而又要保存娘生真面目，不被杀又不肯被弄疯，就只有逃。这小城也不可多待，我赶紧逃了出来。
或许，一个连自身安全也无法得到保证的人，也只有逃这条路了。当年，于夜色掩映之下，鲁迅先生不也只能象“过客”一样执拗地走吗？“过客”内心充满焦灼和苦痛，一但停下来，后果将是什么呢？真诚直面生命困境的鲁迅看到了虚无的宿命，他勇敢的正视了黑暗又只能无路可走的存在于黑暗中，他的真诚让他活有孤独苦闷。在无路可走中向死而行的生命意志，使他孤独苦闷的灵魂具有燃烧的热能。鲁迅不能相信佛、道、儒及任何宗教思想所给的生命出路，又不接受虚假的愚弄，必有一死的人生对于他就只能在黑暗中。平庸如我辈这样的人,不是要继续与鲁迅在黑暗里纠缠，而当正视黑暗寻求个体的出路。若干年前读完《野草》的时候，我感觉鲁迅已经成佛了。我以为鲁迅的精神内质不在于反抗绝望，而在于肯定绝望。 悲剧性的伟大，不在于否定，而在于对于必然性的肯定。正如西绪弗斯一样，他肯定他徒劳的命运而使命运的制造者——宙斯——陷入尴尬的境地。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点，在冬夜写作《野草》的鲁迅是做到了的。 悲观主义者都是活的现实的人，鲁迅在中国的文人中也许算“第一人”吧?然而,我疑问,人生来难道只是为了绝望而存在的吗?
鲁迅—一个清醒而绝望的“在场者”，让我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疼痛，那个过客呢？一边倔犟地走着，一边发出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过客找不到答案，就这样一直处于存在文化论意义上的流浪之中。佛陀说，人应当摆脱执着，摆脱自我。当你忘掉你自己，你方能成佛。意思就是你要摆脱现在意识到的那个自我，找出一直潜藏于黑暗中的却又在无意识中操控着你的那个自我—那个幕后的你。象鲁迅这样有着实践理性的人，他能放下自己吗？当鲁迅在为自己的存在焦虑和疼痛的时候，老子却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无所谓仁慈，把万物当作“刍狗”，任其自生自灭。当鲁迅为现代性而焦虑的时候，他却故意悬置人的生生死死的讨论。人人都只能有一条命，天地万物都不爱你，你只能自己爱自己。理解别人对你的冷漠吧，你对未知之物追问得越紧，就越离“本性”越远。
面对这个世界，西方人总是反复追问：人是什么？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并为此苦恼不已。许多国人别认为，不管活着有无意义，反正都是活着。禅宗的种种捧喝公案，呵佛骂祖，都不过是在说，人活着的意义就在当下。这种文化悬置一切活着以外的意义，它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纯粹动物本能的生存。鲁迅十分厌恶中国这种没有痛感的文化，他把中国书里的乐观都看作是僵尸的乐观，他批判老子的保全生命，认为老子的要义就在“不撄人心”，它压制了个体的求真意志，使得大多数国人处于精神麻木之中。晚年，鲁迅写作《起死》，让五百年前的骷髅复活，缠住庄子讨要衣服包裹，逼庄子不得不划清物我，分辨是非。鲁迅在中国文化里面，是极少数绝望得如此彻底的人。他有宗教性情绪或者超越背景，但归根结底不是宗教，所以只发现价值在过程中，最后是绝望，变成了审美，他的困境成了启蒙时代人的困境。但是，鲁迅为什么没有皈依基督？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我理解鲁迅的愤懑和决不妥协，并也同样长期浸淫于那种激烈的对抗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可能长久地停留于这样的对峙之中，在某种既定不动的秩序里，击打我的力量正是我的力量。人生太短，有谁愿意一辈子生活在仇恨的阴影里，必须承认，仇恨是一种吞噬人的力量。释迦牟尼最初因为参悟不透，舍家别业，遁入山林，经过苦心修炼，终于在菩提树下参悟生死奥义：世界上一切皆是虚空，是非、成败、得失，都是人的意识之中的梦影。佛说：当你换一种思维看待生死时，就不会那么紧张和痛苦。但要做到谈何容易！象我这样的俗人，为生存袭扰，为感情痛苦，怕痛，怕孤独，怕寂寞，怕生病，怕活得没尊严，怕这怕那的，生活在现实的夹缝里，总是用别人的幸福和成功，用别人已经拥有的来折磨本已经疲惫不堪的自己，直至死亡。人这一辈子，欲望是无穷的，用有限追求无限，注定痛苦。人生在世，对社会和他人当然要负责任，不能只图自个逍遥快乐，但是，生命不能随太多重量，压力和包袱能把一个人压垮，何不轻装上阵？鲁迅先生终生背负沉重的包袱，肩住黑暗的闸门，堵住所有的自欺的逃路，最终结果呢？鲁迅被现实激怒和伤害。我不是鲁迅，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有时候难免拿“精神胜利法”来宽慰自已，特别是在而立之年之后，早就明白了人生也有无法直面的时候，生存空间是如此狭窄，如果不想被社会的丑恶和人心的丑陋逼上绝路从而转不开脑筋的话，我只有寻找自我解脱的办法，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尽可能旷达一些快乐一些。庄子将死，还拿自己跟弟子们开玩笑：天地是我的棺材，日月星晨、自然万物都是我的陪葬品。弟子们担心老师的尸体被猛禽破坏，庄子说，给鸟兽吃和让蝼蚁吃有什么不同，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偏心。读到此处，顿生感伤，我的老父亲48岁时就早早去逝了，他那样依恋人生，想着还没有做完的事，内心为诸事纠缠，不能开脱。从小长大到现在，目睹了那么多生离死别后反而解脱了，黄泉路上，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孤孤单单、凄凄惶惶，谁又陪谁上路呢？饮下这份人世的孤独，独自上路吧。生命从无生有，由有归无，一个自然的循环，何必那么执着呢？父亲年轻的时候崇尚做事，他应该知道任何人都只能做极有限的事情，而人短暂的一生就在无休止的做事中死去的。人应该做更有限的事情，从而腾出心力来反观生命，于静处品味流星消失后依然不变的天与地。鲁迅先生对老庄是那样深恶痛极，他推崇墨子的实干精神，批判“一事不作，徒作大言”的老子和无是非的庄子，这当然是有着特殊语境的，回到人的生命本身，“全身保命”又为什么不可呢？鲁迅身上有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实践理性的精神，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过分的执着给他带来的伤害。在不轻看鲁迅绝望的基础上，我提倡短暂的人生应该多一些余裕、从容、快乐、逍遥，鲁迅也曾自认是“中间物”，既然是“中间物”就应该活出快乐。这里不是“低调生活”一类经验话语所能劝诫的，如果再环顾四周这个处处充满丛林法则的异化社会，试想：一个热血正直青年如鲁迅那般肉搏空虚的暗夜，何异于孤羊投狼群呢？所以，人无法反抗这个发疯的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解毒能力，很可能自己也一同疯狂。这样说呢，并不表明我已疏远鲁迅的痛苦和绝望，而是我置身这样的语境下，更加认清楚了人的有限和渺小。
鲁迅先生反复教导我“直面惨淡的人生”，然而，他同所有的先觉者有着类似的命运：遭到诟病、排斥、打击，甚至迫害。在茫茫的荒原上，鲁迅孤身一人踩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吕纬甫也是一个曾经富有热情和理想的人吧，在酒楼上再次看到他，却已经颓唐而“失了精彩”，他教的是“子曰诗云”，做的是“迁葬”、“送花”等无聊的事情，终于变得“敷敷衍衍”，“摸摸胡胡”了。虽然，他对于这种人生态度也是不满意的，然而，又能如何呢？他被无边的黑暗势力所击败了，失却了理想，失却了希望，终于只能像苍蝇一样，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到原来的地方。《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由于幼年就丧失了父母，由继母抚养，受到亲族的压迫，所以他从小就对周围的现实产生反感。后来出洋游学，又接受了新的思想，被人视为“异类”和“吃洋教”的“新党”。这样，他与旧的礼教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当大殓结束时，人们装摸装样要走散的时候——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预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
理想破灭了，生活煎熬着，精神的寄托被扑灭了，魏连殳这时还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吗？鲁迅很想摆脱魏连殳式的困境。
鲁迅那里是没有什么永恒的，他明确拒绝“完美”、“圆满”、“普遍”、“永久”、“完全”，用“中间物”、“有限”、“缺陷”、“偏至”、“梯子”、“速朽”等惊醒人们，让人们从这虚幻的梦境中走出来，并从这种正视、直面之中，杀出一条生路。当否定了永恒之后，在“过去—现在—将来”这三维中，鲁迅突显出了“现在”，因为“中间物”只能存在于“现在”而不可能存在于过去和未来。而从“天国—地上—地狱”这三相中，“中间物”也只能寄居于“地上”。也就是说，“中间物”只存在于现在的地上。鲁迅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只有现在才可能让生命在场，能动地显身存在，从而使过去与未来在此呈现。
鲁迅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先生毕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立人”、呼唤“精神界战士”和“真的知识阶级”的出现，积极介入社会，特别是后十年，高举文化批判的旗帜，锋芒毕露，效果怎样呢？结果，鲁迅留下了令人颤栗的遗言，在绝不宽恕的绝决中死去。
如今，而立之年之后，我才渐渐明白，一切迷惑都是自我搞出来的。我开始从“五四”时代“文学救国”的迷雾里走出来，那一刻会心一笑，抛书而自快了。先生自己也是自知搞不成政治才弄文学的，弄到最后，将自已和文学捆绑在文学的马车上，结果失去了文学，也献出了自己。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回避政治，而是指出这样一个现实，文学有着自己的规律，她无力承载失败政治家的济世功能。所以，鲁迅先生想让文学做的东西太多了，这是他个人的问题。如何走出迷惑，朋友王少农有三问：
第一问，我是不是虚妄的？
如果是，去之。
第二问，我是不是害人的？
如果是，去之。
第三问，我是不是烦人的？
如果是，去之。
如此“三问三去之”以后，心中自然会豁然开朗。由是观之，鲁迅先生思想中对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的解析对今人仍有价值，他在《野草》和《故事新编》之中对人悲剧处境的追问，以及对人异化和荒诞生存状态的表现，更弥足珍贵。
孔子早年想“治世”，结果在鲁国遭到破产，旋即周游列国也无所得。孔子大惑不解，明白要从“治世”到“治身”上去，有此一悟，孔子终于保持了内心宁静，只管认真做自己的事情了。鲁迅从早年到晚年，都太执着“治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对峙之中，又不注意修养调理精神，过于求真峻切的性格，始终得不到安妥，鲁迅崇尚“超人”意志，他自己又不屑于在任何一种文化传统中寻求安妥，所以，庄子指出，人应该放弃追求，才能到手。不追求无限，才会收获有限。中国文化中那种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执着精神很好，时刻保存着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任何人都只能做有限的事情。有时，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要忘掉自己，做人不可执着于自我，以为怎样就怎样，进入一种空明的境界。
静静想一想，真是不可思议，鲁迅与庄子本质上是不同的人，竟然奇迹般的在我的身上统一了起来。一个没有经受过挫折和压制的人，是无法读懂鲁迅的，而一个没有经受世俗捆绑和心灵桎梏的人，是无法真懂庄子的。两者我都经受了，是不幸还是幸运呢？
鲁迅已死，并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人需要关注的是“此在”。从鲁迅先生个人的悲剧里，让我明白精神自救的重要性，寻求个体精神的出路，或许，这才是首要的，若不然如何谈到救世呢？再说，自救救人，也是禅宗本意。鲁迅启悟人们从内部世界走向外部世界，摆脱奴隶根性，实现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使人具有“主体性”一样的独立和自由的人。高行健启悟人们从外部世界走进内部世界，直面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面对现实却又从现实抽离出来，然后高高地对现实进行冷静观照。鲁迅笔下有“疯子”和“狂人”一样的“超人”，高行健笔下的人大多是脆弱和渺小的人。
经过了艰难的精神跋涉，我终于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灵魂解脱的方式——或许，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敬畏可以暂且告一段落了，我对灵魂“原罪”的折磨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虽然，我十分敬畏上帝，还没成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不错，前10年的时间，我从鲁迅那里认识到了人性的黑暗，社会的残酷以及个人的渺小，以后的时间里，我想接近对人生存本质的探讨，对于老庄和禅宗的兴趣与研究，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就要开始了。从前，我只所以时时感觉痛苦，除了具体的生存环境以外，还在于我没有破除“我执”，只有心无外物，去迷见性，才能自由。“我执”是造成虚妄和痛苦的原因，在解除生存的紧张以外，我能做到不苛求，甚至不为外物所牵挂，也就距离逃离痛苦远了。庄子说，虚无恬淡，乃何天德。生命有限，流光苦短，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手中。我改变不了环境，环境也改变不了我，但是，我可以选择面对环境的态度。庄子给我提供一种态度，那就是达生，一种旷达的态度，而心态决定人的状态，这种态度能带给我生命的质量。人不要神而得救的意思是，人能通过顿悟“自质”而解脱。万物具有绝对独立的自质。人作为天地间的存在物，当然也具有自己的自质。自救，天堂和地狱都在我心中，关键决定自己。所以，心灵状态决定一切，应该用平常心对待一切。
人赤裸裸地诞生，最后又孑然而去。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人们每天忙忙碌碌地为衣、食、住、行而奔波，可是再往深处追问一下，这种忙碌和奔波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鲁迅先生一再告诫我们要直面现实，但是，他所说的直面不是放纵自己。再说，鲁迅先生的提醒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人的生存处境十分严酷，不少人的生存权利没有得到保证。如今，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个前提已被取消了。是到了认真思考安妥自己灵魂的时候了。前１０年的时间里，也就是我在安徽生活的时候，我试图通过写作战胜苦难和化解苦难，不料又陷入了一种新的困境。通过描述苦难缓解自己的绝望，但对苦难的讲述又加剧了我的绝望。当苦难被不加节制的繁殖，它的严肃性也将被取消，仅仅成为一种甜蜜的毒药。当关于“苦难”和“信仰”的言语蔓延开来时，是不是成了另一种媚俗？于是，我把痛苦深埋，《灵山》里安葬着我的愿望。从外向内撤退，从忙碌的追逐退回心灵的坚守，能否重回少年时候的平静呢？我已经厌倦了沉重，生活呈现出一片狼籍，简单一些，快乐一些，难道成了一种奢求吗？当坚守成为负重的抵抗时，我也只能放弃，让心再一次承受飘泊，命运这么沉重，连爱也缺乏一种言说和勇气了。暮色苍茫的时候，我在追问：活着的依据是什么？谁又能告诉我呢？王国在哪里？它在我的心里。我从鲁迅那里看到了痛苦，从川端康成那里看到了忧郁，从顾城那里看到死亡，从海子那里看到了孤独，从老村那里看到了倔犟，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并且读出了一种深深的孤寂，为什么会这样？我需要自我提升，我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啊。
鲁迅和庄子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中对人的异化和困境认识最深的代表，对于人的境遇感同身受。但是，鲁迅和庄子对“存在”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一个是直面(拯救)，另一个是回避(逍遥)。庄子把心提升到天堂的同时,却把形体打入了地狱。这种分裂当然不足以呈现出一个健康的或者活泼的声明,它只是在畸形的环境中不得以的处境下的一种安顿生命的方式。可是在庄子这里,总有一种苦涩的味道。我们看到的是形体的无可奈何以及心对于形体的迁就和放弃,心为了接受这种放弃必须做出自我调整。我在安徽生活的多年时间里,身心为恶劣的生存处境所虐害,当一个人的形体时时受到桎梏的时候,他还能够一厢情愿地“逍遥”吗?庄子无法应对世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只能去消解,从而安顿心灵和形体。这个世界充满着无奈, 不公,痛苦,等等。庄子无力改变,因此只能接受。庄子是痛苦的,他想要消解痛苦,因此追求着回到本原处以获得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庄子留下一个全命的躯壳，一个没有了血和肉汁的躯壳，较这个仍在田地里过着吃虫子、睡觉无忧无虑生活的同类来说，鲁迅的生命无疑更充实！
我读出了庄子的绝望和抗议。我无法闭上眼睛自欺,所以,只能选择主动出击,以对抗这种伤害。这个时候,鲁迅自然成了我所依赖的主要精神资源之一。然而,一下离开这种环境,我便有一种失去重力的感觉。庄子自然进入了我的视野,我开始能平静地研读庄子了。文学可以是某种对社会不公的抵制和反抗,也应该给人安慰,从艺术层面来讲,我对于当今的艺术界的后现代风潮表示担忧,艺术要给人以安慰，而不像后现代要给人以痛苦、愤怒和绝对的黑暗。同样,我不能来是沉浸和停留在鲁迅的痛苦、愤怒和绝对的黑暗之中。回顾从屈原到鲁迅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对知识分子家国兴亡的责任感和人生世路的苍凉感有深切的体会。在鲁迅以外,我想对自己说,在中国传统中，对宇宙本体的思考上，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上，有老庄这一派思想。庄子对鲁迅的影响,既养成了鲁迅的深刻,也是鲁迅矛盾痛苦的根源之所在。鲁迅与庄子既是精神的知己,又是思想上的对手 。鲁迅让我直面社会中存在的痼疾和人生的苦难,这是主要致力于解决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但是,不能因此迷于经验世界的局限里，从而陷入现实和此在的泥潭里不能超拔,这样,会被现实的羁绊所缠绕和伤害;庄子让我意识到个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深刻关联,这是个体生命与最高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迷于逍遥的天地里,不去关注社会和人生的真实处境,那样,就会凌空轻飘。高行健呢,潜意识里把鲁迅当过思想上的对手了吗?我看是有的,他《灵山》里想回到那种寂静的世界,隐隐约约中,让我感受到了。
人活着，这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没有比它更优先的。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幸福的生活，更欢乐的人生，这是最高目的，没有比它更重要了。以这样一个事实为起点，以这样一个目的为旨归，庄子问：人，尤其是被抛在滔滔乱世中、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太更自在？鲁迅问：人，尤其是被抛在专制体制内的、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应该怎样争取做人的权力？鲁迅抗争了一辈子,到死的时候,对于人彻底绝望。庄子虽然也有痛苦,到底还是解脱了。我不能象鲁迅那样在对绝望的肯定中度过一生,我还不想早死。在洞彻了世事的荒谬以后，在经历了苦难的生活以后,我渴望象庄子一样,从容和宽厚一些,超脱和飘逸一些。我知道自己也从来没有放弃希望！就如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说的：“坚强的人只能救赎自己，伟大的人才能拯救他人。”
2007年4月14日 北京回龙观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