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道的原理及其应用

 

一、开辟道法自然的天地

 

1. 自然是无限的过程

       自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就想知道自己生存的环境为什么会是这样？生命又是怎样产生的？对自然和生命本原的认识，乃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西方人自始至终都在有形的具体物质中去探讨。古代的中国人却推崇那至高无上的道。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无形无象，无限大有，无疑代表无限的自然过程及其中无限的相互作用。老子深刻地领悟到了道的存在，并解释为“有物混成……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尽管他借广义的物而论道，仍然被诬为主观唯心主义。惟《管子》的理解最接近老子，并能通贯有无而发人深省：“道在天地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大千宇宙，无穷无尽，万象更新，无始无终。自然处在无限的运动之中，杳杳渺渺，无边无际，浩浩茫茫，涵盖八荒，至微至着，至隐至显……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万千变化，如果我们想简单和谐地把握自然的真谛，则需要把自然看作一个过程。自然过程是无限的运动方式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这种作用的总和才是自然真正的本原，而同时又是结果。

 

       自然不是如今所谓的“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是自然如此，是无限自在。无限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无限的变化，在无限的相互作用中有数、序、类的规律可循，而无限的变化又各处在态、势、象的境界之中。于是，便有形、气、象展示着多彩的世界，而以神、气、形显现着生命的奇迹。

 

      《类经．摄生类》中载：“气在天地之外则包罗天地，气在天地之内则运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之以明，雷雨风云得之以旋，四时万物得之以生长收藏，何非之所为？”广义的气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囊括宇宙，包罗万象。因此绝不是指具体的物质，而是指无限的运动方式。生命之气则指各类生命运动方式。阴阳之气、五行之气、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等均属生命运动方式的归类。气和则生化，气化以顺，乃合于道。和能生物，同则不济。相反和谐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新的运动方式，相同是没有意义的。“生之本，本于阴阳”。阴阳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自始至终是一切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载：“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术数即数术，与算术相对，但算术被后世称作“数学”，因此易发生概念的混淆。既然算术被称作数学，那么数术应称作数道，方能区别其标本主从。数学描述物质结构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数道描述自然过程的时间方式与作用关系。阴阳、三元、四象、五行、六气、八卦、九宫等均属道之数，即自然运动之数。数的作用规律则表现为序。《周易》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等组成二元序列。二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扬雄《太玄经》三元、九州岛、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等组成三元序列。三进制是其序列演进的数学表达……。 类是关于运动方式的归类。态是关于变化方式的描述，势是关于变化属性的描述，象是关于变化显现的描述。《素问．阴阳类论》有“阴阳之类，经脉之道”，即以类述其理；《素问．示从容论》有“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即以类述其法；《素问．疏五过论》有“比类奇恒，从容知之”，即以类述其诊；《素问．征四失论》有“不知比类，足以自乱”，即以类述其治。

 

      纵向的序列与横向的类别交互作用，形成了自然和生命过程中无限的作用关系。包罗万象的阴阳、三元、四象、五行等归类是我们认识自然和生命过程中各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以及其变化态势象的基本数序。数、序、类与态、势、象纵横交错，经纬运变。同气相求，同数相应，同象相类，同类相感。所以，我们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可以条分缕析地认识这纷繁复杂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过程。 释家以性为气，以相为象，统称为性相。《大智度论．第三十一》谓：“性言其体，相言可识。”《法华经．方便品》谓：“知是相，如是性。”这是说性是本，相是可识别的表现，通过相可以了解性。程颐《易传序》谓：“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微不可见的是自然原理，宏大可见的是变化之象。二者一源，不可分割。理气数象，浑然无间，见其象而知其理，致广大而极精微。童中州和陶渊明《神释诗》谓：“天运无停机，万象自昭著……而我居其中，动息有理数。”生命与自然过程一样，有理，有数，有象。以取象比类，知气运数理。恰如司空图《诗品．雄浑》所言：“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于是，我们如果能够超出具体事物中所人为限定的主客体界限，而进一步看到一切主客体关系中都存在着统一运动，以及其与它类方式相互作用的规律性的内容，那么我们所认识的过程、方式和相互作用的原理与道、气、数、序、类、机、化、态、势、象的概念范畴，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和方法，就具有了普遍的、一般的意义。其实，光学家在研究光的运动方式的共同性时，并不计较发光物体的结构与功能；物理学家在研究摆动的共同特征时，则不必同时深入了解摆动物体的结构与功能。要求中医改变自己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从“朴素”“自发”起步去重新解决西医已经解决了的人体结构与功能问题，是无端强加于中医的痛苦而灾难性的脱胎换骨的任务。由此可见，立足于过程、方式和相互作用的自然原理去认识中华医道，不仅具有紧迫而重大的现实意义，并且具有深远而伟大的历史意义。

 

 

2. 世界是简单和谐的

 

       世界是简单和谐的，它将带给人类简单和谐的理论。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许多远见卓识的科学家都曾坚定不移地怀着类似的信念，毕生为之奋斗。然而，遗憾的是，人们总是企图以精确的定量形式，去追求世界的平衡和实现理论的统一。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大科学家伽利略就曾以其似乎无可辩驳的实验事实向人类宣告：“凡是可能测量的，都要进行测量，并且要把目前尚无法度量的东西，变成可以测量的。”这—实证论的科学思想，至今仍然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唯一的、不可动摇的科学研究方法。

 

       古代的中国却以道论自然和生命的过程性本原，以气论过程的运动方式和相互关系，以数论运动的时间方式和作用关系，并用数、序、类及态、势、象等简单的概念范畴去描述复杂的自然过程和生命过程中的千变万化，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近现代科学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和理论纲纪。《周易》则内涵至简至易。《易．系辞》中载：“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简从。”如阴阳五行数序就是道的实用范畴，是描述自然过程中各种运动方式相互作用的至简至易。至简才能通用。因而其不仅可以简单地把握自然过程中的各种运动节律，而且也是认识生命过程必不可少的基本范畴。其不仅可以展示现代理论物理中关于闭合空间、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和静态量子化弯曲空间运变的全过程，而且也可以实现对现代生命科学中关于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描述。

 

      气作为运动方式，则可包容物质、能量、信息。数、序、类、态、势、象亦如此。 爱因斯坦认为，物质是由“实物”和“场”两部分组成。“自然界或生物体的场和实物双重构造原理”被看作是自然界最根本的原理之一。物理学中的任何场，都不是能够看得见或凭一般感觉可以感受到的实在物。它被认为是呈现为一种力或能而无处不在，所以也必然以力或能的形式存在于生命中。然而这一认识尽被医道中运动方式、宇宙数理、形气阴阳、开合聚散等理论所包容。相对论创始人毕生致力于统一场的研究，但没有成功。

 

       随着现代科学向物质纵深领域的挺进，科学家们一再企图重新点燃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希望。正如物理学中的“场”被认为具有作为最富魅力的概念一样，囊括场、信息、时空等的“气”的概念，无疑将具有深远的自然、生命与社会之道的意义而席卷未来。 中国人把自然和生命过程中的简单性与统一性称作“唯一气耳”。这里同时即包括了宇宙信息的连续性，如把人看作小宇宙等。

 

       中医通过对经络俞窍的作用而实现对生命过程的统一协调，就是本于宇宙乃至生命信息的连续性原理。中医望诊、脉诊、闻诊及耳诊、手诊、足诊及其相应的治疗方法，也是本于这一原理。至于统一性原理所包括的同类事物的一致性和同步运动的共和性，更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中均有着充分的应用。 《荀子．王制》中谓：“神明博大以至约。”我们从自然的简单性原理出发，立足于自然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更能宏观地把握运动的一般规律，从而由宏及微，由隐至显，见微知着，出神入化。中华医道就是在认识到自然与生命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共同性以后，根据自然的简单性、统一性、连续性原理，而通过取象比类、从容综合，以审时度势、把握病机。清代医家费伯雄所撰《医醇剩义》中谓：“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天下无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极,乃为神奇。”

 

       许许多多最伟大的发明和惊心动魄的创造正是从这“平淡之极”开始。 又如导引按摩、推拿点穴、热疗浴疗、拔罐刮痧等就是提供了一些极其简单而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摄生和治病的方法。这些方法作用于复杂的生命活动过程，可以实现对人的所谓亚健康态的调摄和疾病过程的调和。包括生命信息的驱动，生命能量的利用，生命物质的转化，乃至生命力的激发，生命态的跃升，都会在简单的作用过程中得以实现。就象简单的针刺通过对经络、俞窍的作用，调和人的生命活动过程，而起到对疾病的治疗作用一样，二者都是这一自然的简单性原理的应用。道在于一。大一统是中华民族以及中华医道千古不易的自然观、生命观、思想律和方法论。

 

3. 宇宙是时空的运变

 

      《墨经》关于“宇，弥异所也；宙，弥异时也”的论述，是中国人对宇宙范畴的最精辟的见解。道作为过程，与时间观念紧密相连。关于时间的定义，至今仍困惑着西方学术界。其实，时间就是自然空间的运变。正如有物质就有暗物质，有粒子就有虚粒子，有空间就有虚空间一样，有时间就有虚时间。时间是自然空间的节律性运变，虚时间则是自然空间的非节律性运变。自然空间所包括的虚空间与实空间、合空间与开空间，即分别属于医道中先天气与后天气的范畴。例如，闭合空间的动态能禁闭量子与静态能量子则分别属于医道中元精与元神的范畴。生命空间与自然空间相通，其运变则为生命过程。医道的生命原理远非有形的具体物质结构的科学所能取代。

 

       中药的时空效应远非可见的生物化学实验的药理所能包容。 牛顿描述的绝对时空，受到相对论思潮的否定。伽利略变换的相对性，已接近分析时空。爱因斯坦描述的相对论时空，就是分析时空。而普郎克描述的量子论时空，却是共和时空。时空因果关系是量子物理与经典物理（包括相对论）的基本分歧。共和时空统摄分析时空。这样就不难理解，医道的过程性原理对结构性医学的超越，医道的方法论原理对分析性医学的超越。现代科学已知微观粒子的波动性是超时空的，而魂神意魄志是对生命之神信息控发过程的分类描述。这样就不难理解，医道中生命之神与气对形的超越，以及神藏和气藏对形藏的超越。也就是说经络藏象之道可包容器官结构之学。而不应以器官结构之学毁灭经络藏象之道。

 

       一维时间方式是不可逆的，但三维空间形式是可逆的，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治疗一切疾病的可能性。恒变的时间态势是不同的，但空间态势却可部分相同，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取象比类方法的现实性。任一时间包涵全部空间，任一过程包涵全部结构，从而为我们提供了道气数序理论的超越性。赫拉克利特说“万物流转不息”，苏格拉底称他们是“流动的人”。

 

       但古希腊人这一原始的悟性，却缺乏赖以发扬光大的氛围。如今以实验研究方法，以物质结构理论，对中医的解释、验证和改造，竟然是重复那遥远的历史。这与巴门尼德以物质一元论对赫拉克利特的批判惊人地相似。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老子的“无中生有”与“其中有信”，震撼古今而石破天惊。态势的差异产生信息，信息保存着历史的记忆，时空运载着全部的信息。以态势的差异及其运变程序定义信息，使信息超越了物质与能量的世界而进入了多维时空的领域。信息是记载和控发突变的因素，力是推动和协调变化的原因。信息是过程的历史存在方式，力是运动的现在存在形式。能量是力的作用形式的变换，质量是物的结构分析的参量。

 

       对信息的发生、驱动、传递、反馈、演变的控制即是“机”。“机”是信息发生与控制的综合概念，只是半个世纪前西方尚不知信息。《庄子．至乐》中谓：“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即阐明了信息的时空属性。《庄子．天地》所述的“机”，则是对信息的控发。五代谭峭《化书》中载：“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机不仅指信息的控发，而且包括对物质、能量的控发。知机就是把握信息。尝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诊治之道显然在于调理病机、调动生机，而不在于辨证分型、协定处方。《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是诊治之道的根本原则。中医病机不在定性、定位、定量，而在求因、求属、求势。 时空运载着过去的有，延续着未来的无。

 

       老子的“有生于无”及“无生有”，就包含了过去的有生于过去的无，未来的无生未来的有。时空范畴直接导出了因果范畴与同异范畴。因果是佛教传入的术语，中国古代称做故然。《墨经》中首论其义：“故，所得而后成也。”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与变化的时间先后分为因果。所以，因果是过程的时间性与连续性的反映。先为因，后为果。自然因果的连续性形成自然范畴的时序。即《素问》所谓“因时之序”。摄生及诊治之道皆顺应四时阴阳，遵循时、日、月、年之节律。五运六气循环往复，客主加临，更是诊治之纲纪。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所言：“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态势差异的先后属于因果范畴。如以病态为例，则生命活动的失中、失和、失通为因，所累及的运动方式如藏府、经络、气血津液等为属，病机的变化属性如局势、趋势、时势等为果。因为有失中、失和、失通的变异，所以有虚实、寒热、燥湿的局势。失中则出现虚实，失和则出现寒热，失通则出现燥湿，水浊、痰饮、食积、瘀滞、结聚、症瘕皆为不通所致。审病之局势，反其势以治。虚实者反而中之，寒热者反而和之，燥湿者反而通之，余皆类推。

 

       病态因果的连续性形成病机范畴的时势。温病三焦、卫气营血、伤寒六病都是关于时势的描述。因而也属于时间范畴的阶段性的病势。审病之时势，守其势以治。各适其时，不失先后，相反和调，因势利导。 同异是过程的空间性与局域性的反映。同为类，异为别。自然同异的局域性形成自然范畴的类别。以病势为例，病势同异的局域性形成病机范畴的趋势，内外表里、上下升降、开合聚散都是关于趋势的描述。因而也属于空间范畴的相对性的病势。审病之趋势，引其势以治。趋于表者汗而发之，趋于里者攻而泄之，趋于上者引而越之。治道之法，不外先其所因，伏其所主，调其势以使其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同异是思维的基本范畴，比较是认识的主要方法。同异反映了时空方式与时空态势的普遍相对性与普遍联系性，人类应该确立普遍相对和普遍联系的观念。普遍相对性和普遍联系性反映在人类的认识领域内便构成了无数的范畴。不同的范畴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佛经中有“一花一世界，千叶千如来”，借喻每一个小的事物中，都拥有各自的境界，都包涵着普遍的真理。哲学家狄慈根说：“一切事物既是小的，又是大的；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这是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阐述了普遍相对性和普遍联系性的原理。恰如费尔巴哈所言：“自然界没有始点，也没有终点。自然界中，一切都在交互影响，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同时是效果，又是原因，一切都是各方面和对方面的。”西方哲学思想向古代中国的趋近，从未引起中国主流学术界的注意，但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却以汹涌澎湃的浪潮席卷而来。

二. 展示生命之神的辉光

 

1. 人与自然的相通应

 

     “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重视防病治病，摄生益寿，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医道，并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和丰富多彩的方法而闻名世界。由于它的兴起和发展与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因而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古往今来，以防治疾病、摄生益寿为宗旨的中国各家理论，无不用天地人合一，神气形合一，以及全息运动、过程调控的观点来认识人的生命活动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并用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理论来阐述生老病死的规律。从而把精、气、神作为人之三宝，确立了顺应自然、调和阴阳、益气养形、积精全神的摄生之道，以及辨病求因、审机论治、圆通活法、神用无方的诊治原则。这一思想与西方立足实体病因、病理的防治理论和措施完全不同。 中华医道不仅把人看作是统一的生命过程，而且把生命和自然也看作是统一的运动过程。

 

      《素问?宝命全角论》中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就是说人与宇宙不仅发生于共同的自然本原，而且遵循着共同的时空法则。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宏观把握世界的高度智慧，构成了中华医道独特的思维模式，反射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奇异光辉，表现出先人认识能力的卓绝与过程理论的雄浑。 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统领了中华民族文化和道学体系达数千年之久，因而也成为医道的生命原理与指导思想。“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协调统一。人与自然之所以和合为一、动静相随，其根本原因就在人与自然共处于不断的全息运动之中。自然的变化必然伴随人的变化，自然变化的时空节律必然也是生命变化的时空节律。如司马迁所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纲纪。”四时阴阳的节律性变化于是成为中医四时摄生、四频率诊、四时病证、四时治法及四时药物采集的原理。其它时空节律可依之类推。正因为如此，中华医道才根据上述自然原理，引入描述自然过程的概念范畴体系，并与摄生及诊治的实践相结合，使之成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荀子?天论》中载：“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中国人一贯主张顺应自然变化的节律以调和阴阳气血，通导经络脏腑，并配合调理饮食、起居、运动、呼吸、意识，以及行气、导引、按摩、针灸、药物等方法，以防治疾病，延年益寿。如《灵枢?本神》所言：“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老子?第五十二章》中谓：“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疑身殃，是谓袭常。”能观察微妙的自然和生命过程才称做精明，像婴儿守着母亲一样纯真柔弱才称做刚强。运用自己生命之神的灵光，重与自然之道的精明相合，才不会给身体带来灾难，这就是所谓遵循了常道。

 

      《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载：“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种以适应自然、清静淡泊、保养真气、内守心神为基础的追求生命自我和谐的根本性的摄生教育，比渥太华宣言和雅加达宣言早出数千年之久，而该宣言提倡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曾使全世界为之振奋，从而改变了人类现代卫生工作的方向。 “人与自然相应”是《黄帝内经》的指导思想。顺应这一原理是医道的基本法则，违背这一原理是患病的根本原因。

 

     《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述“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就是顺应自然、生气通天的过程。虚无清静，志意内守，运气调神，内外合一，服食天气，通达神明等，已全面揭示了调摄生命活动状态，实现神、气、形合一的医道的精髓。

2. 生命状态的中和通

生命活动状态在于通，顺宇宙大化流行之性而通，应阴阳四时五行之序而通。由于生气通天，所以专一精神、服食天气而通达于神明。由于内外相通，所以运身开窍、通窍行气而调理神机。《灵枢?九针十二原》谓：“机之动，不离其空。空中之机，清静而微。”窍的开合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机制，生命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五脏与九窍、十二经脉之间的联系通达皆不离于此。运身开窍必赖于意静而专。形动而圆则气通，意静而专则神通。以意运形，以形运气，意到气到，气到力到。诊治之道亦如是。

《周易》中载：“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物生为化，物极为变。开合属两极，所以称做变。变化无穷则通，通则久。无处不通，无时不通。但通的实现有赖于中和。人与自然相通，运动于开合、聚散、出入、升降的往来不穷之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合相通，实现了其神、气、形的合一通达，才能够从根本上消灭疾病，促进生命过程的自我发展。

生命活动状态在于中。相传当年广成子对黄帝讲了摄生之道后，又特别强调说：“多知为败，贵在守一。”而老子对道的理解却更加精辟，他说：“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神气形相合守于一，清静无为则守于中。而孔子以不偏不倚为中。如能“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则可：“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所以说：“道之于中庸而止矣。”中一之道，通天彻地。极左而右，极右而左；极上而下，极下而上；极阴必阳，极阳必阴。离一失中，则不和不通；天地不通，则遗害无穷。在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孙子以刚论兵，老子以柔论道，孔子力倡中庸，共铸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之鼎。而刚柔相济、抱一守中却是中华医道三位一体的理论渊源。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有“七损八益”，即为扶阴抑阳的中和之道。七为阳，八为阴；体属阴，用属阳。阴宜常培育，阳不可太过。阴阳作用的最佳状态，表现于阴阳交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式。著名的古希腊黄金分割律就是这一自然数理的反映。同时也正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原始的审美意识的再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动态的合一中和与静态的等量平衡无异于天壤之别。

生命活动状态在于和。自然与生命共处于全息、开放、非线性、非平衡的和谐有序状态。得其和为正，失其和为邪。失和则为病，得和则无病。“养生莫若知本”，“治病必求于本”。其本即在于生命过程的和谐。中国人从来就非常重视“和神导气之道”，始终不逾地追求那神、气、形的合一与和谐。从而不仅“去世离俗，积精全神”，且能“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当西方思想界在肉体和灵魂之间挑起了人为的战争，印度神话中由于强迫拆散“神我”和“自性”而产生了世界大分裂时，古代的中国却在形气相感、神形合一的意境中，领悟到那人天通应、道气同生的统一与和谐。

中和谐调不二，才能相反相生。和能生神，和能生气，和能生形。生命的和谐状态就是健康，生命的失和状态就是疾病。阴阳和调是摄生的重要原则，调和阳阴是治病的根本大法。自稳、自调、自控、自组、自和是生命的本能。医道的目标就是要促进其自稳定、自调节、自控制、自组织与自和谐。和是自然以及生命过程的运变机枢，也是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传统精神。诗人闻一多说：“大江黄河流着和谐。”

实现生命状态的中和通在于静。道动而体健，德藏而用静。天行健，自强而不息，天用静，藏德而不止。道为体，德为用。体不能弱，用不可过。用静则无穷，太过则难久。《老子》中载：“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体用，有无相生，清静中和为利，太过不及为害。《庄子?在宥》中引广成子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形动而勿劳，意静而勿妄。无为即无妄为，无欲即无妄欲。忘意忘念，无我无物，则心神顿开而肾志先行。清静保持了生命活动的和谐状态，清静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相通合一。进入和谐有序的状态，并把其推向合一的极致，才有可能调动生命的潜力，才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从而实现其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的基本原则，因而也应该是医道的基本原则。

3. 神气形的协调统一

 

       生命以神、气、形为三元。形为有形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活动的载体，“形者生之舍也”；气为无形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活动的根本，“气者生之充也”；神为灵慧的生命运动方式，是生命活动的主宰，“神者生之制也”。《淮南子?本经训》中载：“神明藏于无形。”《礼记?乐论》中载﹕“神则无体，理如幽深。”神之大，以其隐形藏景小，超然无累，恍惚不测，精微难见，总万变以经纬，妙一机而转移，超形气之外而其迹不露，尽变化之极而其功莫窥。摄生与诊治之道，以神为至极。《庄子?知北游》中载：“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气上通于神，而下承于形，升降出入，开合聚散，动静消息，生生化化，是神形之枢，是生命之本。摄生与诊治之道亦基于气。

 

       阴阳之气与经络藏象等都是以描述神气运动方式为主的概念。阴阳不是内部结构的对立，不是朴素的和自发的，不是原始哲学，也不是说理工具。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及其状态和表现。其作用关系是同气相求，异气相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同象相类，异象相别。阴阳是存在，是自然与生命过程中的普遍存在(三元、四象、五行、六气、八卦、九宫等亦如是)。但为甚么西方人始终未能发现阴阳，乃是因为阴阳存在于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领域里，是运动方式的概念，是作用关系的概念，是综合分类的概念，而并非具体的物质。西方人总是企图在具体的物质领域中去追求自然和生命的本原。

 

       正如其已深入物质结构的超微观世界，也未能发现经络藏象的存在一样，乃是因为其远离了体现过程、方式与相互作用的神气运动，在改造物质世界，夺取物质财富的勃勃雄心中，竟然迷失了自己。 经络不是“气血运行的通道”，经络也没有具体的物质结构和形态。在实验室里和显微镜下寻找经络物质基础的努力是我们长期以来推动的一块西西弗斯巨石。经络是神气的游行出入，俞穴是神气的转输交会。《灵枢?九针十二原》开宗明义言：“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所谓的经脉循行路线和俞穴的具体位置，是生命活动的概率现象，也就是神气游行出入、转输交会的概率现象。生命能量、信息的发生、动力、传递、反馈、演变都可表现为经络俞穴现象。但以传递为主要表现。其传递的时空形式为点点激发、点点成线、线线归窍、总窍在心 (为神藏、气藏之归属)，而并非依赖血液等具体的物质和具体的流通渠道。 藏为隐，象为显，藏与象皆有神、气、形之别。五脏不是五种组织器官，而是五类最基本的生命运动方式。

 

       把五脏按照取象比类的方法进行五行归属，是在“人与自然相应”的思想指导下，分类把握五类生命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规律。《黄帝内经》中就有神藏、气藏、形藏之称。中医重神气而轻形器，所以对五类神气的认识最得造化之天机。如果必须用现代语言作出翻译，才能使人们理解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气之五脏的分类归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反馈、协调方式可归属于肝，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导、动力方式可归属于心，一切生命活动的演变、运化方式可归属于脾，一切生命活动的传递、转输方式可归属于肺，一切生命活动的发生、控制方式可归属于肾。神脏的五行分类归属亦与此相通，生命信息的控发运变等尽在其中。西医九大组织系统纵观人体结构，中医神气五脏归类横观生命过程。二者网状交叉，相反相成，和谐互补，分合会通。 掌握生命状态中、和、通及以静御动的原理，就会在与自然相合的同时，实现人自己神、气、形的协调统一。经络脏腑、营卫气血则随之和谐合一。养形当须益气，益气必先保精，保精贵在凝神。老子主张守中实内，意在不偏不倚，无太过，无不及，藏而不泄，守而勿耗。也就是通过上述原理和方法，达到凝神、保精、益气、养形的目的。诊治的目的与方法亦无外于此。而且以神诊与神治为上。

 

     《素问?八正神明论》中所载“神乎神”，即指诊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诊。《素问?移精变气论》中所载“治之极于一”，“一者因得之”，即指治道的最高境界在于神治。“得一”就是合一之道。天人合一、神形合一、标本合一均为道。《中藏经?察声色形证决死法》中载：“要在临病之时，存神内想，息气内观，心不妄视，着意精察，方能通神明，探幽微，断死决生，千无一误。”所以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汤液醪醴论》中的“神不使也”，“标本不得”；《素问?宝命全角论》中的“一日治神”，“必先治神”等，均一脉相承。潜心内视，自在如一，出神入化，神用无方，始得医道之真谛。 生命过程作为自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命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不可控过程，只有意念、呼吸、形体活动是可控过程。但后者对前者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一机制，既是重要的病因，又是医道的原理。

 

      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自身调理和协助病人调理。如从清静到入定以调意，从吐纳到胎息以调息，从按蹻到导引以调形，从砭石到针灸、从汤液到方药以调人等。此犹如现代系统科学中所谓以显态系统调节隐态系统，并力图实现从动态量子化弯曲空间向静态能闭合空间的回归，亦即古人所谓“从后天返先天”。老子说：“抟气致柔，能婴儿乎﹖”

三. 实现认识史上的奇迹

1. 中西医的根本区别

当近代科学技术的浪潮以磅礡的气势席卷全球，冲决了一切与之不相容的传统理论的堤坝的时候，历史却惊异地发现，在世界的东方存在着一个人类认识史上的奇迹。中华医道以其绝异于西医学乃至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及其卓越的实践效果而顽强地自立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对面。它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并对未来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近代西方医学在人体结构、生理病理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但在生命过程、作用关系的认识方面却难以与中国相比。16-17世纪新兴的西方近代科学把人看作是一台机器，神奇的生命活动最终被直观地归结为机械运动或物理、化学变化。伴随着19世纪的三大发现，开始出现了生物医学模式，即从生理、病理的角度看待人的健康与疾病。然而依旧把人体的各个系统、器官看作是各自独立、各司其职的机器部件。直到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宪章，确认健康是一种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的完满状态，西医学才在认识上开始实现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一新的医学模式的确定，被誉为对医学研究发展是一次认识论的革命。

然而，这种所谓整体系统的医学思想，不仅早已在中医和民族医学著作里得以充分地阐述和发挥，而且中国人还早已将其包容于自己高屋建瓴的医道之中，从而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认识方法、概念范畴等方面与西医学出现了根本性的区别。这是由于中国人早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已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将这“人与自然相应”的思想贯穿于医理之中，把实现神、气、形合一，促进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作为医道的最高原则。

和谐运动的多维时空，魔方一样的无限宇宙，展现了千变万化的自然过程和纵横交错的认识领域。世界不是由基本的“建筑材料”所构成，生命不是由严格的定量关系所决定，医道不是由客观的形式逻辑所论证。面对生命的奇妙，感悟神气的交融，那古代的中国致力于生命过程与作用关系的追求，而把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分析还原留给近代的西方。这是思维活动的两种方式，这是人类精神的殊途同归，这是研究对象的双水分流，这是创造领域的异曲同工。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相反互补才能和谐，具备特色才能存在。就像那古希腊的雕塑，以其庄严肃穆的形象，永远屹立在世界艺术的殿堂一样，它把那丰富多彩的面部表情留给绘画，而把那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留给文学。

西方医学是以人体结构、物质基础、功能形态为对象，运用实验研究、还原分析、定量求证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形式逻辑、公理体系、极向定位的分科研究之学。中华医道是以生命过程、运动方式、相互作用为对象，运用取象比类、从容综合、参悟玄机的方法，领会通达的时空运变、数序关系、稳态调控的合一中和之道。

中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西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形体结构，及其器官组织细胞的菜单现。中医的目的在于促进生命过程与方式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谐；西医的目的在于进行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医疗辅助、医疗干预、医疗替代。中医认识病因，以运动方式的失和为主；西医认识病因，以物质性致病因素为主。中医认识病机，以生命过程与方式的异常生化及其状态属性为主；西医认识病理，以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异常改变及其定量指标为主。中医治疗，采取调理气机、平和气态、引导气势的方法；西医治疗，采取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切除病灶的方法。中医是治人之道；西医是治病之学。中医是过程之道；西医是结构之学。中医是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存在形式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

2.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孔安国序《尚书》，以“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大道即自然与生命之道。医以自然与生命之道为本，是为大道无疑。《周易》、《老子》、《黄帝内经》当为现存之三坟雄文。章虚谷以医为小道，仍知流而不失其源。千秋道统，天下谁御？削足适履，去长就短，替换概念，改弦易辙，废道弃数，断根绝命……千古学案，世间谁罪？恰如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所言，“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绅先生罕言之。去圣已远，其术晻昧，是以文注纷错，义理混淆。”如此痛惜这一历史性失误，申明了作者以大道为本、学术为末的价值标准。又谓：“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以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已为幸矣！”竟然发出这样沉重的感叹，表露了作者对医道异化、濒临失传的深忧远虑。 《黄帝内经》中用“道”字269次，其中多数是以本原、过程、相互作用的涵义出现。并反复强调天道、地道、人道及医道、诊道、治道。“学”字只出现过4次，而且还是为了说明道与学的关系及区别。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求学需要一天一天地增加知识，悟道必须一天一天地减少旧学。道是无限的自然过程，气是无限的运动方式，数是时间方式和作用关系的反映，象是运动方式和作用状态的表现。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描述有过程、状态、结构的不同。《黄帝内经》中就曾反复比较神、气、形的相互关系。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所载：“粗守形，上守神。”中医概念和理论主要是关于过程、方式、状态的描述，西医概念和理论主要是关于结构、功能、形态的描述。 中西医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根源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华医道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水乳交融，从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中国人以与自然相联系的方式追求生命的本原，以与社会相联系的方式探究心灵的奥妙，终于感悟到生命本身拥有调整一切失和的内在机制，从而具备了可以防治一切疾病的能力。中国人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生命活动过程，锲而不舍地致力于开发那生命的根。 中国人追求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就是要实现生命过程与自然过程及社会过程的协调统一，从而进一步实现生命过程中神、气、形的和谐合一。摄生在于调摄人的神、气、形，以求保持人的生命过程的和谐发展。治道在于调整人的神、气、形，以求纠正人的生命过程的失和状态。所以中医“治病救人”，实际上是“治人祛病”。通过激励人的神气调控能力，引发人的自在突变机枢，使其达到和谐有序的生命活动状态，从而实现祛除邪气、化解疾病的目的。气得其和则为正气，气失其和则为邪气。邪气就是生命活动的失和状态，正气就是生命活动的和谐状态。中医治人所以能取得意想不到的、难以被西医或所谓科学解释的神奇效果，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人们往往把不受意识支配的人生过程，特别是这种过程的必然性称作“命运”。而病愈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却也正是那不受意识所控制的过程。中华医道在摄生和治人中所要激发和促进的就是这一非自控过程，而不以协助或替代意识所能干预的过程为主要目标。所以说中医不是治病的医学，而是治人的医道。中医治人而病自治。人为本，病为标。由此可见，所谓维护健康、治疗疾病不仅是医生的工作，更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职责。每一种疾病都是自身生命运动失和的表现，每一种疾病都能够通过自身的调整来治愈。每一个人都握有化解一切疾病、保持终身健康的武器。医生的任务只是促进其失和的生命过程的自我和谐。大匠示人以规矩，而不能示人以巧。《素问．汤液醪醴论》中载：“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中医不仅是所谓“应用科学”，而更重要的是生命之道与自然之道，同时也是精神文化与社会艺术。《黄帝内经》及后世的经典著作为我们营造了梦幻般的诗情画意的氛围，为实现人类心理的协调与精神的和谐，提供了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与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特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文化是社会交流传承的信息体系，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包括摄生和诊治行为。思想、精神、历史、信息是人类文化的灵魂，语言、符号、音律、图像为其主要表达方式。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多强大，就对医道的影响有多强大。文化在摄生和诊治活动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华民族文化在中华医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道通于大道，亦通于人道。关于那医道的社会原理及其应用，虽然常被人们用“自然科学”之剑来横加斩杀，但是中华医道自然、生命、社会大一统的原理，却永远是人类精神本质的光辉体现。 综上所述，中华医道以道、气、数、序、类、态、势、象的基本概念范畴体系所描述的自然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系，以阴阳、五行和藏象理论所反映的各种生命运动方式之间生克制化的相互作用，以经络和病机理论的类似反应概率的语言所展示的生命活动图景，从根本上摒弃了机械论、还原论的世界观，而获得了动态的生命的深刻体验。运用过程、方式、相互作用的原理，引入自然之数、阴阳五行序列以及相反和谐的思想，确立自然、生命、社会合一，以及神、气、形合一的目标，对我们认识人的生命过程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领悟中华医道经天纬地、贯古通今的智慧，从而指导其摄生和诊治的实践活动，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3. 中华民族的大智慧

 

       既雕既琢复归乎朴，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中华医道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中，流淌着中华民族洋洋大观的思想先河。抛弃道、气、数、序、类、态、势、象等基本概念范畴，曲解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二级概念范畴，异化摄生、诊道、治道、方剂、本草、针灸等三级概念范畴，是动摇、离散、取代和毁灭中华医道的根本途径。所以本文重点从医道的原理，以及其概念范畴体系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从中已可见其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其辉耀千秋的中华智慧之光。 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中，阿波罗是日光与理智的象征，阿波罗倾向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和科学。

 

      他们认为中国人更具有俄尔甫斯的神秘。一些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家，甚至如人所共知的《物理学之道》的作者卡普拉，都称其为“东方神秘主义”。这是由于种族特性、思维方式、文化背景、社会历史的差异，使西方人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所致。而信奉文化一元论的西方学者，却企图彻底否定一切与之不相同的任何其它文化。中医则被说成是“不科学”。

 

       因而被认为应该替换其概念，改易其理论，从属其技术，提取其药物，即全方位地进行“科学化”、“现代化”，实现其向国际的接轨。 接轨则必须同轨，同轨则必须转轨。例如把“气”解释成“精微物质”，是退回到阿那克西米尼“气是实体”的观点，恩培多克勒就曾认为“气是物质”，称其本体为“以太”。“阴阳等量平衡”的学说则是退回到恩培多克勒关于“健康是相反成份之间的平衡”的观点。把五行解释成“五种物质”或“物质元素”，把五脏解释成五种组织器官，甚至还低于他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作“四元素”的学说。古希腊人把湿干冷热状态当作本体。但也被后来的人们说成是“四种物质”。其与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一来，中医就自己使自己落后了自己所谓的“现代医学”两千多年。所以就必须要从其原始的出发点奋起直追，重复其漫长岁月中经历过的一切艰难险阻。 古代西方人走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徘徊在中世纪的黑暗里，文艺复兴的大潮将其推向分析的时代，科学革命的巨浪使其重返综合的世界。现代中医学却似乎要离开《黄帝内经》，深陷在全面异化的旋涡里，千难万劫地欲补其微观分析之短，穷追不舍地重复其客观定量之苦。然而，认识的分析性与实际的综合性却导致了医学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与生命运动及其演化的过程尖锐对立。《孟子?梁惠王》中载：“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状缘木而求鱼也。”以这样的方法追求这样的目的，就像爬到树上找鱼一样。

 

       由此可见，不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就无法理解中华医道的原理。不解决对自然、时空与生命的认识，就无法知晓中医所描述的对象、概念和范畴。不懂得取象比类、从容综合与参悟玄机，就无法意会中医的思维方式、认识方法和实践方向。不澄清中西医认识论、方法论、目标论的根本区别，就无法挽救中医所面临的被替换、被取代、被消灭的深重危机。

 

       不完成对中医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现代表述，就无法自立、自强而实现二十一世纪东西方的文化交会。这是历史的期盼，也是未来的召唤。 针对实验研究的对象，按照人为规定的程序，借助仪器设备、动物模型，依据客观标准、定量分析，只能了解有形的具体物质结构，处理有限的形式逻辑问题。而生命之神与自然相通，顺应自然和生命过程的无穷变化，一切反逻辑的创造都是生命之神的本能。创造是人类的大智慧。李约瑟博士大声疾呼古代中国是“世界发明摇篮”，称《周易》为“万有概念宝库”。而巴特克则认为“《易经》令人惊奇地接近真理，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地球的生命秘码同《周易》的结构密吻”。 中华医道的原理，远远超越西医及现代中医学，甚至整个近现代科学体系。而现代科学革命的新挑战却与之日益趋近。

 

       麦克尔逊－莫雷试验和黑体辐射挑战经典物理，测不准原理和不对称性原理挑战实验科学，突变论挑战进化论，信息论挑战物质论，协同论挑战分析论，大爆炸挑战相对论，……包括系统论、控制论、分形论、混沌论、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宇宙自足理论、生命自组织理论等的崛起，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本质，是状态论挑战结构论，最终将是过程论挑战实体论，中国古文化挑战近现代科学。由于相对论与量子论引发了二十世纪风暴，世界才开始真正崇拜《周易》与《老子》；通过理论物理震撼推动的第三次科学革命，西方才开始重新认识《黄帝内经》。

 

       人们批评科学史家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革命论忽视了文化传承的历史作用。岂不知这正是符合了西方科学的革命性，因而理所当然地会忽视了东方文化的传承性。革命论适用于西方科学，传承性适用于东方文化。反者道之动，道者反之动。反的运动方向恰恰是道。现代科学的每一次反之动都是一次向东方道的回归。这正是革新与传承的相反互补与相反相成。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把结构领域的每一次重复实验当作向国际接轨的科研成果，西方在状态领域的每一次全新挺进都成为震惊世界的伟大发现。 有人屡屡攻击中医死守传统，以为用所谓“现代科学方法”(恰恰是现代科学革命的对象)进行改造才是发展。岂不知西方医学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整体，由分析到综合，从四体液说到人是机器，从细胞生物学到分子生物学，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在革新中建构，在革新中发展。而中华医道由宏及微、由隐至显、由无及有、由一至万，从《黄帝内经》的形成到《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从金元各家的争鸣到明清温病诸子的崛兴，走过了一条肯定之肯定的道路。在传承中运用，在传承中包容。这是人类认识的不同对象、不同方法、不同道路。但人类是两条腿走路，只能一者在前，一者在后。用库恩的话说，必须固执己见，至死不悟，只有当其潜力穷尽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性变革才会到来。亦有人致力于将后面的一条腿连根挖断，但那只是造成一时一地的哪怕是巨大的混乱与灾难，而人类智慧相反相成的认识史永远不会终结。

 

         英国的伯特兰?罗素着了《西方的智慧》，其中没有给“东方的智能”留下地位。他们认为：西方的哲学传统不同于东方人想出来的哲理。只有希腊文明中，哲学运动和科学传统携手前进。正是这种双重传统，才形成了西方文明。我们认为：东方的道德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只有在中华文明中，自然、生命和社会之道融会贯通。正是这种至大一统，才形成了东方文明，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伟大的智慧创造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华医道的复兴必将为人类未来文明的诞生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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