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茶论》是在大观年间写成的茶论，共20篇。1107年成书。全书2900字，正文分产地、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茗、外焙等20篇。对于产地、采制、烹调论述得非常详尽。在色香味的审评中，《大观茶论》比陆羽的《茶经》更清楚详细。在茶道精神方面，陆羽提出了“精行俭德”，而赵佶提出了“清和澹静”，境界更深了一层。这是宋代品茗斗茶更加深入的客观反映。
让我们还回到茶膏的本身。
显然，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 “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宋徽宗提出的这个膏稀与膏稠是怎么来的呢？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的结果。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难道与唐代工艺如出一辙？仍然是唐代“含膏者皱”这一思路的延续？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宋代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叫《北苑别录》。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它始建于公元976年。在宋徽宗当政的二十五年中，北苑贡茶苑最为红火。
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宋代名茶之——玉蟾膏(白茶膏)，2007年首次复制
需要说明的是，《北苑别录》的作者赵汝砺在写到这里之后，又缀上几句话：“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则色味重浊矣。”意思是说：北苑的贡茶（也称建茶）味道厚重，不是**茶能比的。江茶害怕茶汁流失，而建茶却担心茶汁流不干净，因为茶汁流不干净使茶色混浊，异味太重。
乍一看这几句话，不知是生产茶膏的工艺，倒认为宋代的饼茶一味地将茶汁挤出才能算做好茶。但是，如果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话，那榨去茶汁的茶叶一定会如木屑一般。因为失去了茶汁的茶叶也就失去了茶的本味，不可能有品饮的价值。但作者为什么又这么说呢？
其实，后几句话是作者的障眼法。毕竟北苑贡茶苑是皇家茶园，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知情的官员随意将这里的秘密对外泄漏，更别说以书籍的名义。
实际上，作者是在有意无意中，很巧妙地将茶膏的制作工艺记录下来。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其实，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致致极。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38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 “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 “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
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三点原因：
一是这种制茶法因为工艺复杂，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被朱元璋斥之谓“奢侈”。它只满足少数人的享乐，大部分人或者说平民百姓根本消费不起。那时的团饼茶素有“一朝团焙成，价与黄金逞”的说法。真正是黄金有价，贡茶无价。朱元璋少时贫穷，深知**底层人的辛苦。他知道，这种龙团凤饼制茶方式的延续，距离普通人民大众愈来愈远。因此下决心取缔这种制茶模式，改用制作工艺相对简单的“散形茶”，目的是要使普天之下，他的臣民都能享用饮茶的快乐。
二是唐宋延续下来的贡茶制度，造成当时的各级官吏对茶农与茶工的剥削愈演愈烈。到元代时，多次爆发了小规模农民**，反抗朝廷对茶农的盘剥，造成**的不稳定。因此，朱元璋取缔“龙团凤饼”的同时，也一并撤销北苑贡茶苑，不再设皇家茶园。
三是宋代过分强调制茶技艺，追求工艺至高至极。在制茶技艺达到顶峰之时，反倒出现无技可施。这就使一部分制茶工匠在技穷之后开始走向“旁门左道”。为了提高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他们便将龙脑及一些香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香味添加剂的东西，混入茶中，使品茶者明显感到不同于**茶的味觉，以便胜出。这种近似“掺假”的方法在当时不是少数，而是一个普遍现象，被记录在很多茶书里。可见，中国的制茶领域里的“造假”现象，自宋代起始，就一直作为行业内的“潜规则”存在，有的甚至被奉为“祖传秘方”、“祖传秘制”，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市场仍盛行的一部分所谓的“奇香”与“高香”茶，都与香味添加剂有关。
但不管怎么讲，明朝朱元璋的一道圣旨：罢龙团凤饼，改散形茶，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很多茶叶史专家对明朝朱元璋的做法至今耿耿于怀。他们认为，中国的制茶技术发展在宋朝达到顶峰之后，则由盛转衰。其转折点就在明朝朱元璋开国之始。
有一点，倒是我们可以认同的。纵观中国**发展的各个阶段，明代对中国茶叶的研究也是最薄弱的。虽然明朝出版的茶书最多，据不完全统计，高达五十五种之多，而唐宋只有七种，后来的清朝也只有十一种。但明朝的茶书质量一般，没有超越唐宋时期如《茶经》、《大观茶论》等茶书的内容。绝大部分为茶区概要，风土人情，或唐宋茶书的翻版。
三、普洱茶膏正式定名是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自己的名称。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为流官制，管辖六大茶山等地。普洱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统管当地的茶叶交易，不准私商贩茶。这就使在云南普洱府管辖区域交易的大叶种茶统称为普洱茶。进而又将云南大叶种茶制成的团茶、饼茶、沱茶、砖茶，统称为普洱茶。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帝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
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宋代茶膏是采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方法，将蒸熟的茶叶榨出茶汁，并将茶汁经空气氧化与干燥后演化为“膏化物质”。而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则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并迅速被**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云南茶人为什么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膏工艺，而是采取并不科学的大锅熬制方法？——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不被云南茶人了解？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为我们始终不解的谜。
因为，从食品生物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气一并挥发，必然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三是大锅长时间熬炼，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普洱茶“忌高温”的特性。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作为贡品。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
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急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
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
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祛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观念。如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奔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我们没有确切的纪录知道古代的服药者吃什么丹药以求长生，但若根据晋人编纂的《列仙传》记载，他们所服食的包括丹砂、云母、玉、代赭石、石、松子、桂等未经制炼的矿物和植物。
“炼丹术”中所使用的各种金属矿物都是由土中开采出来的，所以在五行生克学说中就有土生金的说法。于是当时就有一种设想，那就是认为矿物在土中会随时间而变的。例如认为雌黄千年后化为雄黄，雄黄千年后化为黄金。朱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后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最后再过200年化成金。能不能加速这种变化呢？这时就产生了夺天地造化之功的思想，企图在 “鼎” （古代的烹饪器，也是记载功勋的礼器）中能做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于是就在鼎中放入各种药物，封闭后进行加热烧炼，以为可以炼出贵重的金银来，这样炼金术在战国末期就萌芽了。到了秦皇汉武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炼金术就大发展起来，这时不仅要由低贱的金属如铜、铁等制造出贵重的金、银来，还要为统治者**出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丹来。
后人将这场探索活动叫“金丹术”。他们把人与物相类比，认为黄金和玉都是不朽不坏的，所以最好能由金和玉中提出精华来给人吃，于是就有“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的理论。这时炼丹家就希望能炼出一种名叫“金液”的神秘物质，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与普通物质配合就能变成黄金。
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在炼丹术发展初期就有人服食丹药，首先是三国时期何晏大将军（曹操的义子）带头服用“五石散”，说是可以强身健体，于是在**上“服石”之风盛行。由于“五石散”中主要成分为砷制剂，服后浑身发热，甚至要泡在冷水中才能解脱，所以**上就又流行起宽肥的服装，甚至有人索性躲在竹林中，脱光了衣服混日子，还被誉为高士。后来炼丹家们进一步又炼出了升华的砒霜（三氧化二砷），只要服用一点就可得到同样的“药效”，就这样，服用起来就更方便了，结果不是中毒就是发病死亡，这可以说是古代的吸毒潮，所造成**危害相当严重，可与今日的吸毒热相比。所以在当时的古诗中就有“服石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批评此事。
但尽管如此也未能因此而停止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 “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这种观点与当时传统的医学是相违背的。因为当时被奉为“医圣”的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就认为：“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的。
但是，乾隆皇帝还是将道士逐出皇宫，并中止了“炼丹术”。应当说，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尊重科学的皇帝，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但有一点，是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
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
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后面章节详述）。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在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故宫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清点馆藏的清代普洱茶膏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为了选料更精细，或者防范茶中投毒，竟在御茶房之外建了“清水房”，将云南上贡的普洱茶进行 “检验—解块—漂洗—检验”。 在正式压榨前对原料进行检测和 “预处理”。然后将其移到御茶房正式压榨制作，其压榨的整个工艺极其复杂，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又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也就是我们现今俗称的“宫廷普洱茶膏”。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 ~ 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知医，本人自幼爱好医学，勤于钻研。他曾开辟药圃（即养素园），亲自种药，以获取直接经验；同时，又遍游各地采访药物，善于向地方民间医生吸取经验。他一生著述甚丰，大约有十几部专著。但可惜的是，至今只有《本草纲目拾遗》和《串雅》两部留存，其余十几种都已佚失。
《本草纲目拾遗》采录药物921种，其中716种药物为补充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未收录的民间草药，其余则是对《本草纲目》所叙述草药形态、主治不够详尽之处加以补充，或纠正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讹误等。更重要的是对《本草纲目》中的欠妥和错误之处加以订正。如《本草纲目》中说，粉锡（铅粉）辛寒无毒，赵学敏则指出有妇人“服铅粉致死，手足皆黯。”说明铅粉有毒，纠正了这一错误。而且赵学敏对于《本草纲目》中分类不恰当的都加以订正。
《本草纲目拾遗》所引据的医药书达282家，引据的经史百家书目也达343家，包括当时罕见的钞本和珍秘本。如汪连仕的《采药书》，李草秘《海药秘录》、《百草镜》，王安卿《采药志》等。 另外，该书附录了一些方剂，还辑录了很多嘉庆以前的医学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拾遗》打破了中医药只强调“国粹”，拒绝外部（指外国）的成就，破天荒地第一次将国外的一些草药（相当于现代的进口药）介绍给了国人。如金鸡勒（即金鸡纳皮）、东洋参、西洋参、鸦片烟、日精油、香草、臭草、烟草等。可见，赵学敏不是一个封闭的学者，其开放的心态足以令当今的中医药学者汗颜。何况，他又是处在乾隆时期极其封闭保守的国度。
不管怎么说，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嘎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3500千克茶膏，供给援藏干部，但这几家企业仅生产了2000多千克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
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以后，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
先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轰动一时。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就是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和茶膏，被现今的普洱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当时因属皇宫贡品， 定量加工，所以存世不多，后经**中的浩劫，现已奇货可居。目前，贡品团茶（金瓜贡茶）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匣盛普洱茶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尚存几匣，堪称国宝，难得一见。2007年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展出。
接着，广东著名的普洱茶专家林荣坤也将自己熬制的茶膏向世人展出，并用最精彩的语言描述它：“生在山里，死在炉里，埋在罐里，活在杯里，饮在口里，记在脑里，爽在心里。”
2005年，云南出现了一家新成立的企业——蒙顿茶制品（昆明）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普洱茶膏的生产，也是第一个将普洱茶膏作为成熟产品推向市场的企业。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沿着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科技的“低温萃取”和“低温干燥”等技术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
自此，云南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转变。
转自：http://www.moderntea.net/Moderntea_Article_3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