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国藩哲学思想的精华是他的辩证思想。对于某些辩证观点,他不仅赞成,而且还用以观察和解决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他一生中所以能够获得某些成功,与此很有关系。他的辩证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一分为二的观点。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28又说:“昔邵子将天下万事万理看成四片,近姚惜抱论古文之法有阳刚、阴柔两端,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29他不仅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世界,看待万物,亦用以评论文章和书法。他根据自己的体会,把“阳刚之美”归结为“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归结为“忧茹远洁四字”。30后来他又将“涌直怪丽”改为“雄直怪丽”,“忧茹远洁”改为“茹远洁适”,并对此八字中的每个字都加以注释,写成“十六字赞”31。他还把阳刚阴柔之说移于书法理论,提出“书法之道亦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端”32的说法。这都是对姚鼐文艺理论的发展。
关于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观点。他认为,某些事物中矛盾的双方,例如军事中的正与奇稳与险,呆与活等,都是互相依存的,失去一方,另一方就无法存在。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自是至当之论。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然则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凑泊于临时者也。”33不过,曾国藩虽然这样讲,但在实际用兵中并未掌握稳着与险着,正兵与奇兵的机动变化。后来他在总结自己的战争经历时也不得不承认:“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战,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34
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观点。曾国藩认为,某些事物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例如战争中的人与武器,军队的外形与士气,文章的说理与文气,以及书法中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等,总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关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在人与武器这对矛盾中,他认为人的因素是主要的;在军队的外形与士气这对矛盾中,他认为十气是主要的。他常说:“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35,“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36,“炸炮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37。还说:“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38对于文章中说理与文气这对矛盾,曾国藩认为文气是主要的。他说:“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宋以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并进而推论:“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苶,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犹之作字者,气不贯注,虽笔笔有法,不足观也。”39对于书法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个方面,曾国藩认为每次作字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若二者并重则必然两失。他说:“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刚者,取势宜俊迈,偏于阴柔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营并骛则两失之矣。”并总结自己的体会说,“余心每蹈此弊”40,故书法不能自成一格。
关于矛盾双方相互向对立面转化的观点。曾国藩认为,战争双方所处的地位,如强弱、胜负、攻守、主客等等,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他尤为注意主客关系的变化。他常对部下说,“凡扑人之墙,扑人之壕,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敌人攻我壕墙,“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主力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至,不致于人者也”41。又说,陈玉成作战“从不先发,最善反客为主”,“不可堕其术中”,为人所致42。为防止反主为客而达到反客为主的目的,曾国藩主张以静制动,后发制人。临阵则按兵不动,诱敌先发;攻城则挖筑双层壕墙以围之,“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43。这样,曾国藩往往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早后取得胜利。
关于无限与有限的观点。他认为,宇宙的时间与空间是无限的,人的寿命与见闻是有限的;知识和事务是无限的,人生所能读、能办者是有限的。人们应该用这种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人生和个人的成败得失。他说:“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又说,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贤以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44
关于盛极必衰的观点。曾国藩认为,物穷则变,盛极必衰。所以,名声愈大,赏赐愈厚,他的心情愈紧张,行动愈谦谨,唯恐不能保全末路。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接奉节制四省军事的命令,且喜且惧。在日记中写道:“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45同治七年曾国藩赴直隶总督任,离开南京时地方官组织盛大欢送仪式。曾国藩对此并无得意之情,反增畏惧之感。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慄。’46曾国藩在为清廷立下“大功”之后而得以“保全末路”,恐怕与这种思想有一定关系。
曾国藩先追随唐鉴讲习理学,后又兼治考据、词章、经济之学,对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亦采取兼包并蓄的方针。所以,读书较杂,知识较广,对其哲学观点具体指出来自何家何典是很困难的。但他治学始终以理学为核心,为人处事亦始终以理学为指导,对周敦颐、张载及其所著《通书》、《正蒙》尤为推崇。他一生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带兵打仗,最喜欢读的书是古文和史学著作。所以,他的哲学思想似应主要来自儒家著作,尤其《易经》和《通书》,《正蒙》等,其次是《老子》、《庄子》、《墨子》及军事、历史著作,总之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不过由于他既无专门著作,也无系统思想,所以,他的哲学观点相当零乱,有的已被视为一般规律,如“天地之道,非两不立”,“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等;有的则只是就事论事,并未作为一般规律提出来,严格地说还算不上是一种哲学思想,只是某种哲学观点的因素或思想火花。而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曾国藩都没有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更没有使用哲学的语言来加以表述。在这点上,与古今哲学家是有很大不同的。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在探讨问题时,不得不将他的各种观点和说法,分别归入各个哲学范畴来加以分析。其实,曾国藩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这是不言而喻的。
(《求索》,1987年第1期)